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 年 4 月 10 日被日机炸毁）
1937 年的湖大
临大学生曾借读之湖大科学馆
临大学生曾借读之湖大第二院
如今的湖南大学

　　编者按：
　　近期，热映影片《无问西东》讲述了四代人的四个故事。电影中，西南联大的学生们静坐听雨的场景分外动人，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砥砺学行的岁月。本文通过大量的史料，再现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的峥嵘岁月，为大家开启那段“无问西东”的湖大记忆。
1937 年 7 月 7 日当天，湖南大学刚刚获批成为国民政府第十五所国立大学。当晚，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那一刻起，湖南大学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千年学府的命运再一次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1937 年 9 月，搬迁到长沙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该校是创造中国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参与临大筹备；湖大还接收了来自战区的流亡学生和遭驱回国的留日学生共 300 余人借读，用立德树人的事业赓续中华文化的血脉，树起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暂驻足衡山湘水为使抗战时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国民政府决定筹设若干所临时大学。
　　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大由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备主委，指派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大校长皮宗石、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中研院代表傅斯年、北大教授胡适、南开教授何廉、清华教授顾毓琇等为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长沙临大于 11 月 1 日正式上课。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临大共设有文、理、工、法商等四个学院，其中理学院和工学院二、三年级学生大都在湖大借读。
　　临时大学为何选址长沙？当时在临大就读的张起钧曾回忆：“临时大学设于长沙，何以选定此地，吾人不知，但有一个我们知道的因素，乃是清华与湖大的关系。那时北方时局日紧，清华当局早有戒心，新购的图书、仪器等物，就决定不运北平，而都暂借存于湖南长沙城外岳麓山的湖南大学，现在正式离平设校，就一搭两便，选定在长沙了。”
　　清华大学张华俊本是 1937 级的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以“级”为别，如 1933 年入学，1937年毕业，则称 1937 级，不称 1937 届），因颠沛流离，不仅 1937 级功课未能及时学完，就连 1938级课程也未能学完，到长沙后只能同 1939 级一起学习。临大决定，把 1939 级同学分配到湖大工学院借读。
　　学生如此，先生亦然。清华杨树达教授先于5 月只身返乡探父，皮宗石校长登门请他留任湖大教授，杨先生“以父病乃慢性病，秋冬决无法北
行，诺之”。七七之后，其眷属始于 7 月底脱离危城，回长团聚。杨先生遂于 8 月致函清华请假获准，正式移席湖大。孰料不久，清华即迁来长沙。“王云五来湘，招饮于曲园，遇梅月涵（贻琦）、赵元任、袁守和、徐森玉等。”“在岳麓山遇梁思成夫妇。”“晤闻一多，告余近读《楚辞》新得。”与故友在麓山下重逢的记载，频频见于他的日记。
　　清华浦薛凤教授未携家眷，独自来湘。授课余暇，他经常到湖大访友游山，以抒苦闷。第一次见到橘树使他兴奋，不让香山红叶的岳麓红枫更令他感慨。登上天心阁，他写下“独到天心望日落，何时汉月照清华”的诗句，盖由天心阁联想到万寿山的龙王庙，由夕照景色而想到清华夜景。“盆菊虽好，无心赏玩，秋光纵美，只觉思家。独居长沙，痛苦万分。”透过他的笔端，我们感受到一代学人被迫播迁湖湘的悲愤与达观。
　　“借读生在湖大”除了临大的同学，湖大还接纳了来自平、津、宁、沪等地的流亡学生和遭驱赶回国的留日学生共 300 余人借读，彰显了“纳于大麓”的襟怀与担当。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筹办临大的同时，特令各国立大学和国立中学尽量收容安置战区失学青年，并给各校规定了指标。
　　1937 年 9 月 5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湖大收容 100 名战区学生借读。湖大当局接到部令后，于 9 月 12 日公布借读办法，并自即日起接收报名。经两次登记与严格审查，于 10 月 4 日公布名单，并于 8 日上午在第一院（岳麓书院旧址）举行甄别考试。10 月 15 日公布合格名单，共收容借读生 157 名，人数远远超过了教育部的规定。
　　1938 年 2 月 10 日，湖大新学期开始了，除一部分参加民训工作及往受特种训练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已陆续返校注册。鉴于临大西迁昆明，失学者将愈加增多，即使没有教育部的命令，湖大仍决定自该学期起再收容借读生 120 名，其中男生 100 名，女生 20 名。
　　这些借读学生，成为一群特殊的新湖大人。“不管他们是说着各种各样腔调的国语，穿着不同的制服和校徽，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愤怒与热望，这种愤火和热流把他们几百颗心熔成一个，把他们的意志锻炼成一根匀称的钢索，这就因为他们同是在日本帝国炮火的直接威胁之下，千辛万苦一再流亡到这湘江之畔来的呵！”他们成立了借读生同学会，与湖大同学一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文化活动。
　　张华俊回忆：“湖南大学除临时大学来的大量借读生外，其他各地来的借读生也不少。于是大家酝酿成立借读生同学会。酝酿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讨论章程时明朗化了：一种主张把救亡工作写入章程，一种不主张写，为此曾进行大会辩论，结果是前者占多数。这是爱国学生的胜利，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的作用。”
“岳麓山挂起了红旗”早在 1921 年，在湖大的重要前身商专就成立了湖南高校第一个党支部。大革命失败后，湖大党组织也遭到破坏。
　　抗战爆发后，国土沦亡，山河破碎，触动着湖大学生敏感的心，他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追求光明，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歌咏队应运而生。来到湖大借读的临大等高校学生中，很多人曾参加过“一二· 九”运动，并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行装甫卸，即联络湖大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湖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增强了湖大人的战斗力。
　　1937 年 11 月，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合组中共长沙临大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由当时在湖大借读的丁务淳任支部书记。1938 年 2 月，临大西迁后，支部书记丁务淳、支委吴继周留在长沙市委工作，支委郭见恩、王亚文继续在湖大借读，协助开展工作。
　　1938 年 2 月，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正式恢复，成员有张端元、黄翼德、施俊、陶家淦、江亚菁、向光涟、潘天青等。为了更好地开展湖大工作，省委专门把丁务淳调任湖大支部书记，支委有陶家淦、张端元、施俊等。刚从湖大毕业的李颖生、李静与上级直接联系，借读生王亚文是长沙市委委员，他们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在湖大支部。
　　在湖大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明日社”，出版《明日旬刊》宣传抗日主张，组织学生读书会阅读《论持久战》等书籍；发动党员和进步学生深入群众组织，扩大影响；争取党员和进步力量入选学生自治会，打破国民党的控制；组织开展对第 20 集团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使他们支持抗战；邀请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进步人士茅盾来校公开讲演，讲解大众哲学、革命人生观和抗日救亡等问题。自此，湖大打开了抗日救亡活动新局面，并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入党。
　　徐特立在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这里的工作完全是湖大学生同志活动建立起来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惊呼：“共产党在岳麓山挂起了红旗。”
　　不忘初心，无问西东1938 年 4 月 10 日，临大西迁后，湖大、清华惨遭日寇第一次轰炸，湖大学生黎圭、之江大学借读生曾友松、工友陈玉泉被炸死，师生平民死伤百馀人。
　　日寇轰炸湖大、清华，显系蓄意摧毁中国文化和智识青年，《新华日报》指斥为“毁灭我国文化的暴举”，茅盾先生也撰写了《记两大学》一文揭露日寇暴行。
　　同年 10 月，湖大被迫西迁辰溪，七年烽火，未再流徙，成为始终坚持在战区前线办学的一所国立大学。
　　1945 年 9 月 15 日，抗日战争中国战区长衡地区受降仪式在当年临大同学借读的湖大科学馆举行，湖大成为唯一一所举行抗战胜利受降仪式的中国大学。
　　1945 年 12 月 8 日，湖大全校师生投票赞成在自垫旅费等条件之下，率先复员岳麓山开课，成为战后最早复员原址办学的中国大学。
　　为救济湘中南区的失学青年，湖大于这年11 月在长沙举行了第二次招生考试，新生人数达 500 馀人，全校学生共 1300 馀人，本部校舍缺乏与拥挤不堪之状达到极点，遂借用清华大学左家垅校舍一栋设立第三院，作为新生院和商学院院址。湖大校长胡庶华还提出，从溁湾市至左家垅设立“麓山自治实验区”，并建议政府“将清华大学之临时校舍全部拨与湖南大学（曾经商洽购买，但需十三亿元），将现在之理学、工学院及将来之农学院均设于左家垅，将文学院、法学院及商学院设于原有之校址，使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自成区，而以公共汽车联络之，使两区皆可尽量发展。”这是馀话。
　　长沙临大在湖南的办学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学期，但是为后来西南联大的建设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湖南大学为长沙临大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西迁壮举，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也铸就了中国大学特有的西迁精神。今天，蒙难的校园、怒吼的校园、搬迁的校园、雪耻的校园都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唯有校园随处可见的遗址，向人们诉说着学府弦歌不辍的坚韧与坚持。
　　不忘初心，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