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方向是佛学，如果说在这个领域里有点学术专长的话，那就是对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研究。前不久，我在学校网站上看到一则报道，“由我校郑杰文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正式获批成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不禁随喜赞叹。我既不是这项工程的参与者，这项工程与我的专业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天台宗史上，也可以称之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的“海外寻典”之举。因缘巧合，不妨藉着“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美好因缘，简单介绍一下天台宗及其“海外寻典”工程。
　　现在一谈起中国佛教，往往只说禅宗而不及其余，尤其忽略天台宗，这是偏之又偏，是不应该的，一如现在说起歌星，就只想到刘德华而想不到蒋大为（这里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只是打个比方）。关于天台宗在中国佛教，乃至一般而言的佛教和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坊间津津乐道于天台宗乃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以及天台宗和华严宗乃是中国化佛学的两大理论高峰。我曾在2012年2月21日的《大众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从“意义僵化”到“不立文字”———佛教中国化之路》的文章，主要以天台宗为例阐述了佛教的中国化之路，文首配有一幅“智者大师讲经图”。智者大师（538—597）是天台宗的创始人。虽然天台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但是天台宗的佛学思想却不能囿于中国佛教内部来谈，因为它的影响在唐代就已经世界化了，不但及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甚至还及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关于这一点，南宋天台宗僧人释志磐，在其糅合了《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史学方法而撰写的佛教史书《佛祖统纪》中的记载，足堪为证。这条史料是有关唐代“天台九祖”湛然大师（711—782）的：
　　天宝、大历间（玄肃代三宗），朝廷三诏，并辞疾不起。师始居兰陵，尝与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礼五台，有不空三藏门人含光白师曰：“顷从不空游历天竺，见梵僧云：‘闻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识偏圆，简邪正，明止观，可能译之至此土耶？’师闻之叹曰：‘可谓中国失法，求之四维。’（《左传》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汉《东夷传·序》：‘中国失礼，求之四夷。’）”
　　意思是说，有一次湛然大师“与江淮名僧四十人”一起朝拜五台山，遇到一个刚从印度游历回来的名叫含光的僧人，是印度来华密宗大师不空三藏（Amoghavajra，705—774）的弟子。含光对湛然大师说，我在印度的时候，有个印度僧人曾对我说，听说你们大唐有个佛教宗派叫天台宗，“可以识偏圆，简邪正，明止观”，能够解决我们印度佛教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不能把天台宗的一些著作翻译到我们印度来，让我们也学学，见识一下，开开眼界？湛然听后不禁大为感叹，诚有“中国失法，求之四维”或“礼失求诸野”之慨。我们无法考证当时是否真有人将天台宗的典籍译介到印度，但含光所说的印度僧人赞叹天台宗的话，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台宗思想在佛教自印度而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佛学理论高度。当然，作为一个佛教宗派，光有理论高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践广度，也就是要能给芸芸众生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修行方法。关于这一点，天台宗也是大有作为。2016年5月4日，人民网发表严蔚冰的文章《袁了凡与〈静坐要诀>》，讲中国古代的“静坐”养生工夫（如朱熹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袁了凡（1533-1606）是明代思想家，是享誉古今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励志奇书《了凡四训》的作者。《静坐要诀》是袁了凡的另一部作品，它在今天虽然不像《了凡四训》这么有名，但在古代却是知识分子士大夫者流案头必备随时翻阅的修身养性之读物。袁了凡的《静坐要诀》其实说的就是天台宗的修行方法。他在《静坐要诀》序言中说：
　　静坐之诀原出于禅门，吾儒无有也。自程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朱子又欲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而儒者始知所从事矣。昔陈烈苦无记性，静坐百余日，遂一览无遗。此特浮尘初敛，清气少澄耳，而世儒认为极则，不复求进，误矣。盖人之一心，自有生以来，终日驰骤，逐物忘归，动固纷纷，静亦扰扰，稍加收摄，便觉朗然。中间曲折，无明师指授，不得肯綮，或得少为足，或反成疾患，余实哀之。大都静坐之法，其修也，有从入之阶；其证也，有自得之实。一毫有差，永不发深禅定矣。吾师云谷大师，静坐二十余载，妙得天台遗旨，为余谈之甚备。余又交妙峰法师，深信天台之教，谓禅为净土要门，大法久废，思一振之。二师皆往矣，余因述其遗旨，并考天台遗教，缉为此篇，与有志者共之。
　　静坐乃是中国古代儒家非常重要的身心修养方法，但它并非是儒家本有的，而是来自于佛教（禅门）。因为是仿效，所以儒者在静坐时往往不得要领而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于是袁了凡遂依据云谷大师和妙峰法师所修习并传授给他的天台宗静坐方法（亦即天台宗所谓的“止观”），并考之以“天台遗教”而撰成《静坐要诀》，以期作世人静坐之指导。《静坐要诀》面世后，因其质之有理论、习之有次第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袁了凡明确表示，《静坐要诀》说的乃天台宗而不是禅宗或其他佛教宗派的静坐方法。
　　以上所说是天台宗宗教层面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说，有点遥远，尤其是对不是佛教徒或者对静坐不感兴趣的人而言。既然远的没感觉，那就不妨来点近的，说点学术界有感觉的东西。在古代，天台宗虽不像禅宗那样在知识分子士大夫间广泛流传，但也不乏慧眼识珠者，比如唐代文学家梁肃（753—793年）、柳宗元（773—819）就是天台宗的忠实拥趸。时至当代，首先要提到的无疑就是牟宗三（1909—1995）了。牟宗三是山东栖霞人，当代哲学家，“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康德哲学研究专家。1975年，牟宗三完成了研究康德哲学的《现象与物自身》专著。两年后推出《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大陆版已于2010年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系探讨佛学问题的专著，上册主要谈印度佛学，下册主要谈天台宗佛学。牟宗三对天台宗推崇备至，可以说他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天台宗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天台佛学的空假中“三谛圆融”思想及其相关的“性具善恶”思想解决了康德没能解决的宗教哲学问题。此乃天台宗对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我们把眼光扩大一些，那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当代思想家、日本公明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池田大作了。池田大作曾于1974年在英国约克郡与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进行了为期十天的会谈，会谈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Forecast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而传世（此书中译本已于198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会谈中，两人不约而同地预言中华文明将引领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可能有很多人知道池田大作及其与汤因比那场著名的对话，但很可能不知道他与天台宗有密切关系。天台宗自唐代传入日本后，便在日本生根开花蔓衍开来。其下有一个宗派叫日莲宗，1930年又从日莲宗中分化出创价学会。1960年池田大作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任期至1979年，其后仍担任名誉会长至今。他还曾受聘我国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池田大作无疑是天台宗的池田大作。他的佛学著作，如《佛法与宇宙》《我的佛教观》《佛教东来·续我的佛教观》《我的释尊观》《我的天台观》《佛法·西与东》《〈法华经>的希望》《〈法华经>的慈光》，不是直接谈天台宗佛学，就是从天台宗的视角来谈佛学，都与天台宗有关。而他的有关世界和平、人类社会、文化教育、自然生态等方面的思想，包括他与汤因比的谈话内容，实际上都是基于天台宗佛学的视角而展开的。
　　我们把目光从日本拉回到中国。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八大宗派，但直今还在传承而“活着”的实际上只有两家，一家是禅宗，另一家就是天台宗，再无第三家。个中原因，禅宗方面不谈，单说天台宗。天台宗之所以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绵延不断，传到今天并光大于佛教界和学术界，与五代十国时期天台宗的“海外寻典”之举密不可分。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吴越国（国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的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法。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是钱俶（929—988）。据《佛祖统纪·羲寂传》记载，有一天，钱俶在读永嘉玄觉大师（665—713）的《永嘉集》时，对其中的一句“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看不懂，便问身边的德韶国师（891—972）。德韶国师原是禅宗的一个禅师，后被钱俶迎入宫中而成了国师。德韶国师说：“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天台寂师”就是指天台山的羲寂大师（919—987）。德韶国师的意思是说，我是禅宗的禅师，而这句话呢说的不是“禅”而是“教”。中国佛教有所谓的“禅教之别”，“禅”指禅宗，“教”指天台宗和华严宗，而华严宗在唐末就与禅宗合流了，所以唐末以降，一般说到“教”，就是指天台宗了。德韶国师说，关于“教”，即天台宗方面的问题，你最好请教天台山的羲寂大师。于是钱俶便“依教奉行”将羲寂大师从天台山宣诏到京城杭州来。对于钱俶的问题，羲寂大师说：“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羲寂大师说出问题的出处，这段话乃是出自智者大师的《〈妙法莲华经>玄义》，此乃天台宗的重要经典。不过，自经唐末“安史之乱”和“武宗灭佛”之“丧乱”，天台宗的“教籍散毁”，“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佛祖统纪·知礼传》），“天台宗教，会昌毁后，文义残缺”（《宋高僧传》卷七）。那时国内看不到典籍了，在海外应该还有保存。这里的“海外”，系指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高丽，而“海东”则特指朝鲜半岛。钱俶一听海外还有能解答自己佛教疑惑的天台宗典籍，那不太好了，海外有，我派人到海外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更何况天台宗还是在我吴越国的天台山发源、发展起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都没有，天下哪有这个道理。于是乎，他派10位使者分别前往日本和高丽求取天台宗的教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有西向的“西天取经”，还有东向的“海外求典”。前者我们耳熟能详，后者一般人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关于钱俶遣使前往日本求取天台教典的情况，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多说了。单看高丽方面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天台宗史上很重要的高丽僧人谛观，所以在此特意说一下谛观。前往高丽的使者带着钱俶的亲笔信和50种宝物去见高丽王，把此行的因缘和目的如此这般一说，后者听后也很爽快，立即派遣僧人谛观带着天台教典入华奉还，并嘱咐谛观，此次中国之行，你不仅要奉还教典，还要借此难得的机会，到中国学习佛法，向中国僧人求问佛法。如果你问的问题，中国僧人解答不了，那你就把教典如数带回。这句话虽然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但也表明当时高丽王对中国佛学的敬仰和期望。就这样，谛观以高丽“国使”的身份，肩负奉送教典和求取佛法的双重使命，来到吴越国，来到了天台山羲寂大师所住持的螺溪传教院，把天台教典悉数交给了羲寂大师，并在羲寂大师门下受学10年。后来，谛观依据自己的学习心得撰成《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可以称得上是天台宗的佛学纲要，至今还被当作中国汉传佛学院天台宗方面的本科教材来使用。至于羲寂大师，自从得到了谛观送还的天台教典，一改过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依典传教，遂使天台佛学得以在唐末法难后不久便又复兴，从而奠定了宋明一代天台宗的繁荣。我们现在很多人谈到王阳明（1472—1529），都把他与禅宗联系起来，说他的“心学”是受了禅宗的影响。诚然，王阳明“心学”与禅宗肯定有瓜葛，但是有明一代，禅宗虽然不能说是到了“穷途”，但显然已经是入了“末路”，倒是天台宗思想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不但袁了凡受天台宗影响撰写了《静坐要诀》，就是王阳明所宣扬的“致良知”“心外无物，物外无心”等思想，实际上亦是天台宗基于“如来藏”理念的“一念三千”思想在儒学中的反映，至少其理论基础是在天台宗，因为禅宗是只事实践而不重视理论建设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只知禅宗不知天台宗，所以也就“哪儿灯亮就在哪儿找钥匙”，把王阳明以及袁了凡都往禅宗上推。当然，王阳明与天台宗的关系要另文再说了，本文无意探讨。现在“话续前传”，把话题拉回到“海外求典”上。
　　中国佛教史上东向的“海外求典”，不但是吴越国以国王钱俶为代表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还是天台宗的宗教行为。关于这个宗教行为，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需要交代以为本文之结语。当时德韶国师凭他的佛学造诣，不可能回答不了钱俶的问题。即便他是一个禅师，他曾在天台山呆了很多年，并在天台山及其周边建了13座寺院，对天台宗不可能不了解。他说自己不懂，天台山的羲寂大师懂，无非是找个借口，让钱俶将羲寂大师召到杭州，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羲寂大师，帮助羲寂大师了却一桩心愿。什么心愿呢？就是“海外求典”。德韶国师与羲寂大师两人私交甚好，羲寂大师曾多次向他慨叹天台教典流失海外，十分可惜，希望游走在京城、地位比较高的德韶国师能帮着将这些教典找回来完璧归赵。显然，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凭德韶国师个人的力量也是办不到的。不过，德韶国师始终没有忘记好友的嘱托。有一天终于等到机会，国王钱俶问佛学问题时，他趁机将羲寂大师介绍给钱俶，而羲寂大师也就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钱俶身边，并成功地说动钱俶派人“海外求典”，从而将天台教典找回。可以想象，当羲寂大师在和钱俶交谈此事的时候，乐见其成的德韶国师肯定在边上推波助澜地说些一定要派人取回宝典、不取回可惜之类的话。
　　陈坚，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山东省湛山佛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佛教基本理论、中国佛教天台宗、中西宗教比较以及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