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臧克家的心中，王统照先生永远是一座高高的丰碑。是导师，是亲人，是最好的朋友！看到王先生瘦弱的身体，他心疼；看到王先生不顾自己的病痛对工作鞠躬尽瘁，他敬佩，更担心；看到王先生卧病在床只能让服务员代写的一封又一封字迹生疏 “等于是病人生命的判决书”的信，他好难过，但也怀着一丝希望。当他在开会时得知王统照先生病逝的消息，这个对他来说，是个意中的消息却成了意外的了，他仿佛受到“奇重的一击”,他“半道退出了会场，跑回家里，忍不住地放声痛哭。”他挥泪写了悼念的诗和文章。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天空。……你六十个年头的生命，有五十多个埋在旧社会里，在黑暗中，你我三十年来深厚的友谊，成了宝贵的遗产存在我心底，一颗亮星陨落了。从我精神的力追求光明，“五四”时代就举起了文艺的武器。……你是朋友们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你是人民最忠实的代表人物，你爱新社会，爱得这么真挚，只顾工作，不想到自己。”他于1957年12月9日，又写了一首悼念王统照先生的诗《情感的彩绳》；“把你的遗书一封又一封展开，过去的时光又活了起来。就像面对面地谈心，谁说隔着生死的界限？……记得那一年你去欧洲旅行，船已经开了，我手里牵着五彩的纸绳，纸绳终于断了，人却喜再见，今天，人不在了，情感的彩绳却永远在心上牵连。……当我想念你的时候，千佛山的青影便打闪，大明湖上荡舟，晚眺在鹊华桥上，当我的记忆触到这些湖光山色，你的生命便和湖山一齐放光。”
　　臧克家常说：“王统照先生是我的乡亲，是我文学创作的领路人、提携者。每每回想起种种往事，心里便十分激动，哀思难禁。”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王统照先生的心情，他说，王统照先生英语基础颇深，译作不少。1924年4月，印度著名大诗人泰戈尔在济南讲演，王先生做他的翻译。那时他是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一年级的学生，聆听中外名人讲演，还是第一次，不仅闻其名，还见到了王先生本人，心中非常兴奋。王先生细细的身条，穿一身纺绸长衫，言谈举止，潇洒从容，特别是那热情的诗人风度，引起了他的景仰和羡慕。王统照先生催生了臧克家的《烙印》臧克家诗艺的提高和王统照先生热心帮助是分不开的，否则，也不可能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
　　1930年臧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在他学习期间，王统照先生在青岛工作，住在观海二路49号。1928年臧克家与王深汀（慧兰）结婚，与王先生又多了一层较近的亲戚关系，随着妻子称王先生为二叔。王深汀有时就住在这位叔叔家里。他和好友吴伯萧经常一道去拜望王先生，请教文艺问题。他说，王先生为人忠厚，谦逊，朴实，有若无，实若虚，口传身教，他们每次亲切交谈之后，收获极多。久而久之，王先生不仅成为他们的导师，同时也成为他们亲密的朋友了。有时，谈话忘了时间，就在王先生家共进家乡风味的午餐。他们认为那是他们一生中最舒心、最值得回忆的生活。臧克家满怀深情地说：“当年，我们在青岛以文会友，情感纯真诚恳，无帮派气味，无互相吹捧，或拔高个人压抑别人的私心杂念。那时，在反动政权统治之下，我们志同道合，以文发愤，以诗呼喊。我与伯萧过不多日，就带上自己的新作，登上观海二路49号剑三的寓所。他，一听到客来的通报，立刻身轻如燕，从长长的阶梯上一溜而下，如是，在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一杯清茶，展开了对作品的讨论，态度严肃，认真坦诚。有时情感激动，争论不休。两个小时，在快乐而又紧张的气氛中飞逝。然后，各有所获，满意而归。”关于和臧克家在清晨，霜夜，或炉火边谈诗的情况，王先生也有记述：“自从他初学写诗以来，我见过他的初稿太多了，指点着薄纸草字，或听他背诵，我同他作关于诗的谈话记不清有多少次。……每逢他拿了诗稿与我商量字句时，我暗暗地说：‘这新式的香菱又须半夜不得安眠！’这不是有意的嘲讽，他对于一首诗的寻思与锻炼，那种认真与有耐性的工夫，再写，再改，惭愧，我便办不到！一有闲时，走着，坐着，与人谈起来总是诗。克家的背诗，成了凡与他相熟的人习知的事。几十行的白话韵文不用拿稿，常对我慢慢地背诵。他对于自己的艺术品真像母亲对于小孩子似的用心。”
　　臧克家每次谈到他的第一本诗集 《烙印》出版的时候，除了感念闻一多先生和一些帮助过他的人之外，说得最多的就是王统照先生。虽说上世纪30年代初，臧克家就在各种报刊上开始发表诗作，但是要出一本诗集，还是很困难的。他说：“无名青年的作品，出版社不收，自费，更是千难万难。但，事出意外，喜在心头。闻一多先生为之作序，并加资助；王统照先生用王剑三的名字（剑三是王先生的字）作为出版人，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持。我的处女作———《烙印》就这样呱呱出世了。出版后立即受到茅盾、老舍、梁实秋、韩侍珩诸位的评论，使我成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如果没有王先生的指导和大力促成，就不会有《烙印》的诞生。”
　　王先生能团结文友，奖掖后进。1936年他主编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名家之作如林，有些无名青年，受到他的赏识，无名变有名，突出的一个，就是端木蕻良。臧克家受到王先生的教益和帮助就更大了。王先生看他那么痴迷于诗，又有才华，就悉心地不厌其烦地帮助他。王深汀看在眼里，十分感动，有时忍不住说：“二叔，你不要太宠克家了！”
　　王统照先生的《运河》序《运河》是臧克家1936年出版的一本诗集，收的多是此前写的一些短诗，《运河》是其中最长的一首。也是他最喜爱的一首，就以它作为这本诗集的名字。他自己写了序，还特别请王统照先生为此书写序。他说：“《运河》诗稿恳叔写序……如认为不成器或下字太不妥的，可删改之。”王先生的这篇序，写得情真意切。序中虽然没有具体分析《运河》中的诗作，却见证了他学诗，写诗的情况，和他对诗的痴迷，以及他所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臧克家的诗歌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小结。既指出了不足之处，又指引了发展的方向。对此，臧克家十分珍惜和感激。
　　王统照先生在《运河》序中说：“《烙印》印行以后，真像在今日的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收到了不少的批评。他每每同我说：‘请你说几句话给我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说不忙，且待日后。其实这样的答复自问是不免有点搪塞，然而我那时不愿对克家说什么有我自信的道理，现在写出来，克家当能明了。”王先生在这里说明了他对臧克家很有信心。又明确地说出了“自信”的道理：“如果他原来不能写诗说亦何益，但他有他的意识，他苦心锻炼的文字，能写出新鲜的作品。”他还提到：“克家和我是那么近的乡人，又有两层较近的戚谊。”很明显，一层是指王深汀的关系；另一层当是指臧克家的祖母王氏，她也是相州王家之女。王先生说：“……他的诗集序言，由我来写，在亲切明了上，我不但可以指出他的‘诗’而且可以指出他的‘人’，即使我不会批评，却总能写几行字帮助读者更进一步对于他的作品的了解。”
　　王统照先生在这篇《运河》序中，没有具体地谈到诗集中诗，而是着重地写了臧克家“作诗的经过”，特别是“他的诗是怎样写的”。他简要地写了臧克家的家庭情况和他特有的经历。指出诗人要具有诗人的气氛，要有生活和对人生的明确的的认识，要能契而不舍地苦心锻炼自己的文字，才能写出好诗。即：“一个心声是无量数心声的回响；一条飞弦是普通的人生交响乐的和音。虽然诗歌中自有不同的流派，但如果达到这个境界，他的诗才伟大，丰富，不是几个人的鉴赏品。”他指出，臧克家有不简单的青年经历与思潮的冲击，饥饿苦楚，思念，激动着他的青年的神经，却没曾磨碎了他的青年入世的热情。生活给他奠定了明确认识人生的根基，生活是他能够深一层认识人生的明镜，纵有飞落的尘埃遮不住照到真实人生时的反映。在大时代的浮沉中，他抱了一颗苦跃的心安置在有韵律有节奏的文字中间，———这就是说，他用诗来掏摸着自己的情感，抚摸着自己的伤痕，然而那情感，那伤痕，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么？”他明确指出：“克家至少的具有诗人的气氛，而且有两年以上的工夫，专心读诗，写诗，改诗，我们不是说每个诗人都须有这样的经验，但那么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也是对一件事的根本态度吧？”他说，臧克家的诗总有诚挚的“具体的感情”,但有时也不免趋向尖巧。同时指出他“需要更深进，更远大，更朴厚，”希望他“向更伟大更丰富处走。不要被目前的诗格限制住了自己；更不要以为自己的诗到某种境界便难有变化与进一步的创成。”因为“更新的时代一定得有更新的诗人”。王先生的这些话，臧克家一直铭记在心，他的一生也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
　　王统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席位臧克家的祖母早早地离开他了。他和王深汀的婚姻维系了十年，也于1938年初分手，可是他对于王统照先生的深厚的情谊，却随着日月而弥深。他在1957年11月30日写的《悼念王统照先生》，深情地写了一些他们相见时的细节，他是多么珍惜他们相聚的时刻。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沉痛地呼喊：“揩干了眼泪，我面向青天，心里质问而又祈求似的这么想，这样一个热爱新社会，愿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尽一分力量的人，应该让他再活十年，即使五年也好呵。”
　　对于王统照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臧克家总觉得太低，不大公正。他说：王统照先生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之一，和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12位同志发起，创立了文学研究会，打出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帜，影响深远。统照先生，思想进步，著作等身，小说、诗歌创作著名于世，为人所称道。他的《山雨》，是长篇巨著，写的是中国“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和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与茅盾先生写的南方民族资产阶级败落的名著《子夜》，双峰并立，人称1933年是《子夜》、《山雨》年。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田仲济先生说，《山雨》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事。他认为王统照先生“是新文学运动以来，以创作实践来充实新文学宝库最勤奋最努力的作家之一”。
　　田仲济先生在1958年，即王统照先生逝世第二年，就承担了主编《王统照文集》的工作，他于1990年2月写的《回忆剑三先生》中说，在编辑的过程中，使他接触到了王统照先生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几乎全部著作。他说：“为了编《文集》和写关于他的文章，我找来他的小说、诗歌、散文，找来所有能找到的材料，重新认真地阅读，有的阅读几遍，这使我深深地感到过去我对他理解得太少了，也太浅了。”田先生说：“在编选文集的过程中，我对剑三先生各方面可说知道得更深了一步，也更广了一步，也深深地认识了他对古籍的素养，对西方文学的造诣。他知识之博，素养之深，是令人敬服的。这更使我感到对这位前辈文学家于生前于逝世后对一些事情都没有做好，时时感到有些该做的事没有做或没有做到家。”他认为，“现在一般现代文学史中对他的评价，应该说远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他又提到：“像现在的省文化厅长、省文联主席，在山东一直和他工作在一起的肖洪同志说的‘我总觉得，我们山东文艺界和有关方面，对于先生的生平，对于先生的著作和建树，以及先生的学识和为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和介绍。而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以至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
　　关于对王统照的评价，臧克家与田仲济在通信中常常谈到，在这方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还常和我们说起王统照先生介绍陈毅同志早年在北京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事，及陈毅写的悼念王先生的诗《剑三今何在？》，说写得好，有感情。以至他后来写的一篇怀念王先生的文章的标题用的就是“剑三今何在？”陈毅的这首诗前有一小序：“前闻王统照先生逝世，不胜悼惜。顷读《诗刊》二月号载有剑三赠我诗，生前并未寄我，读后更增加悼念。为赋《剑三今何在》以报之。1958年4月12日。”诗为：“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雨急，书生本色能自爱。……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他说，“书生本色能自爱”多么恰当，多么实在！“文学史上占席位”什么时候才能恰如其分呢？为了王统照先生能在文学史上得到恰当的评价，他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他写的有关王先生的文章，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在他1987年4月28日写的《我认识的王统照先生――在王统照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中，他写的更充分。他说，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是对于王统照先生一生的事业与品格，未能真正公正无私地 “论定”。他说：“这些年来，我对有些评论家对剑三的评价，大为不满！他是长篇、短篇不乏精品；新诗、旧诗，特别是大作《山雨》，……但是因为剑三为人老实，不拉帮，不结派，不争地位，不争名望，他的人和作品不被重视，成为理所当然的了。有重要地位的《现代文学史》上，对他的评价不够公允，引起读者的不满……”为此，他曾向总编辑提过意见，总编说，他在会议上替剑三说了些好话，可是编辑说他的文句不通。他听了很生气，说，《山雨》因为写的是山东农村人物，当然少不了用点土话，你不懂就“不通”了？茅盾是这样评价《山雨》的：‘五四’以来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山雨》是最出色的一部了。可是，《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长篇小说集》，突出了五个长篇，而《山雨》不在内。有些同志专门研究剑三的著作，写了长篇大论，却到处碰壁。他说：“我始终相信，作品的好次，决定于它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人民才是可靠的鉴定人……而对剑三的总评价，那应是对他作品进行仔细分析、认真讨论的结果。”
　　1980年，田仲济先生在他主编的《王统照文集》的序中说，“从1960年起，将《文集》陆续编选，交给了出版社。不久，十年浩劫发生了，文稿几乎全部散失，万幸的是作者生前亲自整理的一部分手稿和剪存的报志大部分保存了下来，这给今天重新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少方便。不然的话，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王统照文集》6卷本，辗转20余年，终于在1980年－1984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关于王统照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冯光廉、刘增人编的 《王统照研究资料》（1983年）、杨洪承写的 《王统照评传》（1989年）、刘增人写的《王统照传》（2000年）、刘增人写的《王统照论》（2001年）等。
　　《王统照文集》出版，又20多年了，值得高兴的是，杨洪承主编的《王统照全集》（七卷本）于今年4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杨洪承在“编后记”中说：“十分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王统照家乡山东诸城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响应，经济上的鼎力相助，开始启动在“文集”基础上的修订旧稿、增补佚文，筹划出版《王统照全集》。原本想在2007年，正值王统照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50周年的日子完成此事，以资纪念。结果因这一文化工程的巨大，涉及各方面的较多因素而延误了。全集2009年能够顺利出版面世，也应该值得庆幸了，……”最后，他又提出希望：“随着全集的出版，我们期盼着现代作家王统照研究将有一个新局面的出现。”
　　“全集”出版后，2009年5月21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王统照全集》出版座谈会暨手稿文物捐赠仪式”。愿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王统照的著作和他人生轨迹的好的开端，出现一个新局面，让王统照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也是臧克家生前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