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刘青然老师和孙炳日老师从日本回来，还带回来一份遗嘱公证书的复印件，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名誉教授长谷川良一老先生的一份心愿：百年之后，将自己所有遗产捐赠给北语。2017年3月，长谷川先生在日本东京逝世，享年92岁。2018年5月25日，北语教育基金会代表学校接收了这笔捐款，折合人民币1437万元。老人终身未婚，一生勤俭，他把他一辈子的积蓄，连同他对中国的一份深沉绵长的爱交付给了他曾经工作过、生活过并给了他许多温暖和美好回忆的北语。
一部词典 40年情缘
长谷川先生与北语的情缘始于1976年。当时北语接到了国家交给的任务：编写针对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汉外词典，王还教授带领汉语编辑部的人编写汉语稿，外语系和出国人员培训部、各教研室安排编译工作，学校还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1976年4月，在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日文版编辑部工作的长谷川先生作为外国专家被调入北语编写汉日词典，当时和他接触比较多，并结下终生友谊的就是日语教研室的刘青然和孙炳日两位老师。
　　据刘青然老师介绍，长谷川先生1926年8月2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一个平民家庭，自幼喜欢中日历史和中国文化，高中未毕业就考入了当时日本设在我国上海的一所学校———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45年日本战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长谷川先生也离开了中国，但是根植在内心热爱中国文化的种子一直在生根发芽。回国后，他便考入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毕业后开始几年，他在京都几所大学教中文。后来去了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当起了汉语教员，由讲师、助教授、教授，一直工作到70岁退休。退休后，还应聘到著名的东京日中学院教了几年书。他很重视汉语基础教学，特别是语音教学，他钻研特别深，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在日本的汉语教学界很有名。
　　刘青然老师至今还记得当年和长谷川先生一起编译词典的情景：“我们每天坐在一起，对其他日语教师译出的初稿进行讨论，同时根据日语的特点对汉语原稿做一些增删和修改。这一工作持续了一年半有余。除了工作，我还负责长谷川先生的生活照顾和联系工作。他热爱中国文化，天天坚持打太极拳，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深蓝色涤纶中山服。节假日休息，我陪他去逛逛琉璃厂、国子监等地，偶尔还请他到我家聊天、吃顿便饭。我爱人擅长做江浙菜肴，如烧麦、馄饨、红烧肉，还有北方菜烧茄子，他都非常喜欢吃。有时还主动念叨想吃烧麦、烧茄子，我爱人都尽量满足他的愿望，精心给他做。那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没有上过馆子。寒暑假，学校组织外国专家去外地旅游，也都是我陪同的。”
　　一年半的工作很快结束，长谷川先生与北语的师生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回日本后他依旧和刘青然老师保持通信来往，“我们约定，他来信要用中文书写，我去信用日文，如发现对方信中的错误要互相指出并改正，多年一直坚持。之后，我几次出派去日本工作，到过他所在的大学和他在东京的家，受到他热情亲切的接待。我们双方有科研作品都给对方看看，还要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作为中日友谊结晶的《简明汉日词典》初版198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来重印了8次。日本东方书店出版社向商务出版社买了版权，1986年4月在东京出版，也重印了多次。这本词典倾注着长谷川先生毕生的心血，晚年他入住养老院，简单的几件随身行李中，就有一本《简明汉日词典》。老人88岁米寿生日那一天，收到了来自北语老朋友们的祝福和在日本的北语人的礼物，老先生将珍藏的这一本《简明汉日词典》题了辞送给了前来给自己过生日的北语亲人。
一个团队 接力温暖
2012年，长谷川先生在给刘青然老师的一封信中提到想回中国、回北语看看，看看老朋友们和中国的新面貌，刘青然老师立即邀请他回家来看看。30多年过去了，长谷川先生第一次回北语，那次回北语，长谷川先生受聘为北京语言大学名誉教授。也是在那一次，老先生萌生了将自己的遗产捐献给北语的想法。刘青然老师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和老孙（孙炳日老师）轮流陪同他旧地重游。第三天上午我陪他逛护国寺大街的梅兰芳故居并吃了一顿北京小吃。他吃得很高兴，饭桌上他让我下午陪他去一趟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想把自己的遗产捐献给那里。我对此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但立即突发奇想说：‘你捐献给咱们学校行吗？’他领会‘咱们’这个词的含义，是把他当自己人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好啊！那就不去那儿了。’我们回到了学校，他上楼休息了。”刘老师将这件事汇报给学校领导，这样捐献这件事就初步定了。在老先生心中，北语已经成为他在中国的家，这里有他最信任的亲人。
　　2013年初夏，长谷川先生又在给刘青然老师的信中说想再来一次北京。学校立即表示热烈欢迎，还派当时的学校办公室主任黄益方和孙炳日老师一起去机场迎接，但久等未能接到他。后来才知道，先生因急重病无法登机来北京了。
　　学校迅速派当时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林艳老师去探查缘由。林艳老师多次拨打长谷川先生家里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她和在东京访学的好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赵刚商量后，给日本警局报了警，警察到达老先生寓所打开房门时，老先生躺在地板上，不知已经昏迷了多久。大家赶紧把老先生送到医院，老先生身体状况平稳一些，林艳和赵刚才放心离开。
　　林艳和赵刚再去探望老先生时，老先生已经恢复得红光满面、声音洪亮，“原来是北语的亲人救了我。”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语工作时的美好时光，“在北语我度过了幸福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最值得珍存的日子。”老先生听力不佳需要依靠助听器和别人交流，林艳看到老先生的助听器有些不好用便去电器店给他买了一只新的，老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感动不已，希望大家能多去探望他。老先生长期一人住院，每次都要和林艳聊好久，林艳老师说：“老先生汉语非常棒，普通话一流，有时还会说几句标准的上海话。说起北语的老朋友们，老先生如数家珍。”老先生终生未婚，在东京也没有亲人，住院三个月后老先生变卖住所进入东京养老院居住。
　　2013年北语教育基金会成立，了解到老先生的情况之后，组织了我校老师和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定期轮流去养老院看望老先生，接力照顾和关心着这位远在日本的北语亲人。这支由北语师生组成的志愿团队就这样一直交替运行着，包括出差去日本的校领导、中日交换生、访学教师等等，探望、陪伴老先生都成为他们日本之行中最为温暖的经历。正如接替林艳老师去日本任教的闻亭老师所说，最初这是学校布置的一项任务，也是一种使命，后来变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
　　2017年3月，老先生安详地离开人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北语收到了老先生赠与北语的1437万人民币。按照先生遗愿，这笔捐款将用来助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培养更多的青年学子，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
　　两国友好体现在政府层面的交往，更存在于民间交往，长谷川老先生和北语的这段故事，就是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生动见证。在被人们誉为“小联合国”的北语校园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和老师，大家一起学习、工作、生活，有些外教来到这里便安家了，有些留学生在这里学习后留了下来，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出去，把北语的包容和友爱带回到世界各地。友谊之花处处开放，这便是北语精神“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真正涵义。 (本报记者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