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于我们国家和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寻常的年份，对我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一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75年的夏秋之际，我完成了我的高中学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走出校门来到了陌生的农村，成了一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当时我的心理目标是，好好干活挣工分，争取早日回城镇。于是在今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弟兄们一样，起早贪黑、栉风沐雨，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所幸的是，到年终我还能拿到一百多元的分红款。在那个年代、那一个知识青年的阶层里，年终能有这样的收入是不多的。
　　期望一简单，时间也就快。在乡下的第二年文革就宣布结束了，到了第三个年，就是1977年，国家又恢复了高考，于是在我眼前呈现出了一条崭新的回城途径———参加高考、读大学。那一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有看书复习，从田间地头直接去了考场，结果连县里的初试阶段都没通过。我没能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跨入大学校门，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1978年新年伊始，我的知青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可能是人生转折来临的先兆吧。那一年春节刚过，大队小学的一位老师，是南京来的知青，他办了因病回城手续离开了学校、结束了他的知青生活。大队领导、我师傅的哥哥说大队革委会商量了，让我去代课，还说代好了，以后会有可能转为正式的老师，我想机会难得，于是就接手了代课老师的工作。就这样，我基本上脱离了生产队的田间劳作，在小学当上了三四年级复试班的代课老师，重新拿起了书本，担任了除数学以外的所有课程。我吸取了前一次高考失败的教训，找出了高中时的课本重新温习了起来，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自己读书。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学校放假后，作为代课老师的我是没有休暑假这样的待遇的，是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的。为了能能给自己一个复习时间、参加高考，我向担任生产队长的师傅请了假，回家里正式开始了十多天的看书复习。记得当时在我家复习的有好几位高中时的同学和一位回乡农村青年。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复习就是根据报纸上公开发布的高考复习大纲，翻阅高中课本和当年的时政类杂志，我手里还有一本 《知识青年地图册》，也算是地理方面的复习资料。说实在，我们这样的复习与应届高中毕业生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既没有老师辅导，也没有复习资料，感觉有点漫无目标、无从下手，但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复习了十几天时间。
　　那一年镇上的高考考点就设在我的初高中母校双林中学，参加考试的既有当年应届毕业的学弟学妹，也有十几年前走出校门的老三届毕业生。我们家院子里的几个考生，年龄大小就相差了12、3岁，感觉是漫长的十几年时间硬生生被压缩进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但是，一旦进入考场，无论年纪大小、熟悉与否，心情都是一样的忐忑不安、一样的激动不已。
　　等待的过程往往是很难熬的。考完以后，我仍旧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了，还是和以往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记得高考后已经是7月下旬了，正是农村的双抢季节，是一年中农活最苦最累的时候。生产队里每天凌晨4点钟开早工，晚上8、9点钟夜工收工，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我的知情小屋，虽然是一身汗一身泥，精神倒是极其的放松。把期盼深埋在心底，让繁忙紧张的田间劳动冲淡焦急的等待，平平静静的做完了知青生活中的第三个双抢。
　　录取通知书来得比较晚，但还是让我激动了一番，因为我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从那个时刻起，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而且这个转折将会成就我不一样的人生。
　　到了开学回城的时刻，我依依不舍地和生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那个村庄、那条河流、那片田野、那棵老樟树、那些人们一一作别。从那以后的40年来，我和他们像亲戚一样的保持着联系、相互走动，他们也一直把我当成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知青和大学生。
　　今年春节期间，我又去曾经生活了三年的乡下做客，在师傅家喝酒，到邻里乡亲家喝茶，和40年前手把手教过我垦田、如今身子骨还那么硬朗的老汉聊天，站在曾经盖着我的知青小屋的宅基地上，比划着原先的灶头和水缸的位置。当99岁高龄的对门大妈握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还是那时候的模样时候，我的眼眶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