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6年至 1948年，陶大镛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我怀着一颗焦灼而沉重的心，暂时离别了祖国的怀抱，真有无限的感伤和帐惘！
　　航行是迅速而顺利的，仅只五个钟点，就从龙华(上海)飞到了九龙。太平洋战争前，我曾到过这里。可是，今天的九龙机场，四面野草丛生，到处泥潭没足，低矮的军用布幕架成了一间休息室，里面的一切设备是出乎意料的简陋。中航公司有专车送我们到半岛酒店，在车上，但见颓垣断壁，战争痕迹犹存，香港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衰落’了。
　　海风吹来，已深深感到秋意。香港的秋市，更呈现了一片萧条气象。皇后大道的灯火，并不能矫装它的繁华；满街洋溢的音乐，也无法掩饰它的凄凉。从难童的哀诉，伶女的苦笑，盗窃案的层出不穷，厂家的纷纷倒闭，就可反映出香港的危机。”
　　———陶先生自述（1946年10月，香港）1946年10月，陶大镛经香港飞赴伦敦，途经越南海防、缅甸阿克耶、孟买加尔各答、印度卡拉奇、伊拉克巴斯拉、以色列耶路撒冷、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等城市，于11月抵达伦敦。一路的所见所闻让陶大镛大开眼界，也让他感触良多。
　　“英国的国有运动正在酝酿中，工党执政以来，对于独占性企业的国有政策，是朝前走了一步的。政府提出的英格兰银行、航空、海底电报与无线电报，及煤矿的国有法案，都先后在国会通过了。11月12日，英王向国会报告政府所提出的16件新法案中，就有两件是国有法案。
　　尽管在对内政策上，丘吉尔和艾德礼形同水火，可是在对外政策上，他们又融如胶漆。当艾德礼宣布政府要延长兵役的时候，丘吉尔狂喊：‘红军前线已推到了易北河了，法国的命运已经非常危急了！’而前两天，11月10日，是停战纪念日。全英悼念着两次战争中的英魂。在阵亡将士的墓碑前，无数的花圈，无数的挽词，无数的十字架堆插在四面；无数颗眼泪，挂在不同的脸上，慈母哭着爱儿，娇妻哭着情郎，稚女哭着阿爷……教堂里传来了哀钟、哭声和挽歌，混成了一片，是那么凄楚、肃穆和悲凉。我站在人海里，也不禁掉下泪来。
　　伦敦的雾季，还没有过去，但，它是会过去的。度过这一个凛冽的严冬，总能给它带来暖和的阳光吧？”
　　———陶先生自述（1946年11月，英国）在旅欧期间，陶大镛对世界经济做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先后在上海的《新中华》、《世界知识》、《文汇报》，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发表。当时，陶大镛根据东欧各国驻英使馆提供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该书介绍了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社会经济改革情况。随后，他又撰写了《新民主国家论》一书，对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综合考察。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讲话》两书。这些著作是当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所不可多得的读物，因此，陶大镛可说是我国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先行者之一。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东欧诸国颇多类似之处。今天中国的历史任务，也同样是反帝反封建。东欧各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改造，已把它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海里拯救了出来。我相信，它们的光辉的业绩，将可给中国经济改造的将来，提供最可珍贵的经验!”
　　———陶先生自述（1948年4月，伦敦）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大镛先生在上述两部有关东欧的著作中，热情地宣传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社会改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明显，他写作的意图是想通过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研究，为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造提供一点可借鉴的经验。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大镛先生在旅欧期间，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结识了一批留英的进步人士，共同推进民主运动，声援国内的人民革命战争，并于1947年至1948年负责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英伦支部。他身居异国，以学者的身份向国统区人民宣传新民主主义，描绘新中国未来的前景，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二）陶大镛在留英期间，为了探寻真理，曾潜心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史。1948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周年，他利用大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
　　杨国昌：当时，在他身边没有一本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中文参考书，而能够写出这样一部系统的著作，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该书于1949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诞生后由三联书店发行过三版，1955年做了较大修改和增补以后，改名为《社会主义思想简史》。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做斗争的历史。正是通过对各派学说的分析、比较，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在英国的时候，陶先生经常带上几块三明治，一壶水，在大英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天。在马克思常坐的那排书架前，他似乎能够汲取到特别丰富的养分。马克思坐过的地方，地上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他说他就要坐在那里看书，也要在那里留下脚印。
　　他很有才华，我特别喜欢看他写的东西，我是他的第一读者。我还经常帮他抄文章，互相切磋。他在回国的船上一个月时间写了小半本《世界经济讲话》，那时候我们什么资料都没有带，他记忆力特别好。
　　“1948年，我旅居英国，在伦敦大学进修。当时，香港三联书店曾向我约写三部书稿，《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都已如期交卷，唯有《世界经济讲话》一书，我一拖再拖。除因太忙，还考虑到这是一本青年自学的入门书，要求写得简明易懂。而当时在经济科学的领域里，几乎还找不到一本这样的参考读物。1949年初，我匆匆携眷从伦敦赶回香港，搭乘海轮“广州号”，航程约需要一月。为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我索性在船上动起笔来。风平浪静时多写几段，波涛起伏时搁笔沉思，时断时续，倒也乐在其中。在船上大约写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抵港后，一直想把它写完，但生活总是无法安定下来，又拖了好几个月，直到离港北上首都前夕，才足足费了半个多月功夫，一口气把它续完了。所以，这本十分粗浅的小册子，却经历了一个‘难产’的过程。”
　　———陶先生自述（1998年3月，北师大小红楼）旅欧期间，陶大镛考察游历了欧陆各国，除了撰写了一批对世界经济的研究文章外，还撰写了很多随笔、散记和杂文。
　　“我写的随笔、散记和杂文，希望能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当时当地社会经济的一些真实情况。其中5篇随笔，是赴英时的旅途见闻，后面的5篇散记，则是返国前匆访欧陆的考察片段。另外4篇，都是涉及到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当代的主题。”
　　———陶先生自述（1998年3月，北师大小红楼）1949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在故土的召唤下，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携全家远涉重洋，回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