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集古学社社长、团结香港基金中华学社社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郑培凯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为山大学子带来题为“唐宋茶道与物质文明的雅化”的精彩演讲。
　　郑培凯教授是山东日照人，尽管在台湾、美国等地居住多年，但是每次回到山东、来到山东大学，他都倍感亲切与熟悉，这印证了他所说的，家庭的文化熏陶会潜入到每个人的文化底层，一个人的成长源于文化的滋润、历史的积淀，是文化底蕴的增长，个体是在群体中成长、发展的，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断地与生存环境发生作用，产生影响。
　　郑培凯教授说，之所以会讨论茶道与物质文明的雅化，是因为喝茶最初是为解渴，是物质性的，后来慢慢发展成为茶道，正是经历了文明的发展。对茶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提升到精神层面，也即雅化的过程。从物质到精神的提升，粗糙的东西被人为地赋予了精神的意义，达到使人的心灵雅化的目的，这显示了文明的进程。人类文明基本的发展，是人类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所达成的文化累积的结果。茶之所以能演变而为“茶道”，是因为人赋予了其文化内涵，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由此带来的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20世纪以来，很多中国人认为茶道在日本，这反映了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历史意识与文化自信，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茶道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演化过程，也是从感官的追求到审美的追求的演变过程。如今很多品茶师只知茶之味美，却不知茶叶的发展历史。郑培凯教授从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讲起，将茶的知识和历史演变娓娓道来。
　　自古以来，饮茶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生煮羹饮、制团研末、茶叶冲泡等，三种喝茶方式有共存的时候，这也只是主流且比较讲究的方式。今天中国人最喜欢的茶叶冲泡方式，是14世纪以后才成为主流的。陆羽在《茶经》中特别提出，在唐朝，有人在茶中加入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他认为这是最坏的方式，“斯沟渠间弃水耳”。此后，有品位的人喝茶就不乱放东西了。
　　这部7000余字的《茶经》记录了茶的历史及发展。郑培凯教授梳理了饮茶的“史前史”：在农业开始以后，神农开始喝茶，最早的茶叶产地在中国的西南，今云贵四川等地，巴蜀可能是人工栽植的发祥地。据古代文献记载，古时南方有茶，北方没有茶。据考古新发现，汉长沙马王堆墓有茶叶出土；西汉王褒在《童约》（公元前59年）中有记载，今天的巴蜀一带、西藏阿里地区等都有茶的遗存，这都是很重要的发现。
　　关于饮茶的精神境界，《茶经》中也有详细描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这是这部书重要的基础，也是茶发展成为茶道的基础。陆羽的《茶经》强调“天人合一”，这与唐朝的文化积累有关，体现为心灵审美与文化追求融合而为儒释道。在风炉设计上体现出生活与自然合拍、以及五行八卦等内涵。饮茶之道是从形而下（物质性）提升至形而上（精神性）的，茶道主静、中庸、和谐、超越，茶仪体现的是饮茶的审美价值。
　　《茶经》体现了陆羽饮茶的审美观照：一是审美感觉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中讲的最具体、最详细的是茶碗，由茶碗延伸到其他茶具。对于茶碗的讨论也影响了中国的瓷器史，认为浙江青瓷高于北方白瓷。二是择水与用火，讲究“活水”与“活火”。活火包括把茶饼烤干的火与煮水的火。烤茶饼的火很讲究，茶饼不能烤得外焦里潮。三是本色，茶有本色、真香，不假外求。四是“茶性俭”，讲求质朴，强调俭朴之美，后发展为简约哲学，把形而下的饮茶行为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境界。
　　关于茶具的选择，陆羽《茶经》传达出“邢不如越”的观点，即更青睐越窑青瓷。这也是唐代的审美共识，非陆羽一人的看法。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唐代饮茶的审美，青瓷高于白瓷。皇室当时也采用越窑青瓷作为皇家茶具。近二十多年来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的考古发现证实，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秘色瓷茶具，就是来自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的青瓷。青瓷符合陆羽所述的茶具审美标准。
　　在择水方面，《茶经》认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提到“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但是对于全国泉水的排名，唐宋之间有很多争议。陆羽对水的品评，宋人欧阳修就不是很认可。
　　在茶的品类排名上，唐代标榜上品名茶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但是蒙顶茶从宋朝开始没落，这与京都的变迁和气候的变化有关。浮梁地区产的茶叶，属于大众饮用的商品，排不上名品之列，入不了品茶人士的法眼。郑培凯教授引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不仅让大家认识了“浮梁茶”，而且借此启发同学们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要结合历史背景，才能准确把握作者意旨。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是陆羽所认同的好水好茶。他指出茶有本色，有其内在的品质，不应当加料加果。因此，他十分反对喝茶时放各种佐料，认为这是糟蹋茶。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有加果加料的喝法，如擂茶，并不代表这种喝法是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其实这种喝法在唐宋时期的中原地区相当普遍。
　　《茶经》说：“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澹。且如一满碗，啜半而味寡，况其广乎！”很好地阐释了陆羽倡导的茶饮境界。他把茶的性质与饮茶的感受合在一起，把物质性的茶叶提升到精神性的茶饮之道，使得饮茶带有强烈的文化意涵，与清高、文雅、俭朴、敬谨等意义范畴联系在一起，进入了“清风明月”的境界。沿袭此一脉络而来，日本人千利休提出四字真言“和敬清寂”，体现了日本茶道发展的最高境界。
　　陆羽所提及的茶道的四个方面，使饮茶之道在具体的物质基础上，展开了审美思维的空间，融入了精神与道德的关怀。此后茶道演变，无论是宋代宫廷与士大夫的点茶斗茶，寺院茶仪的持修空灵，明清文人的清雅茶聚，日本茶会的和敬清寂，都因陆羽的启示，而得以开创自成体系的饮茶天地。
　　此外，郑培凯教授还为大家详细解读了宋朝的点茶拉花，如“生成盏”、茶百戏、斗茶等，其中斗茶主要斗的是汤色和拉花，讲究点茶拉花的视觉效果和审美情趣。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文人雅士的一种游戏乐趣。此外，他还以苏轼、宋徽宗两位喜爱喝茶的著名历史人物为例，为大家展示了宋人对茶的喜爱。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认为人人喝茶、蓄茶、点茶、斗茶，可谓盛世之清尚。明代品茶体现了生活品味和文人雅趣，清代饮茶也出现了很多变化。
　　日本茶道，源自中国。南宋期间，在1168年和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先后两次来到中国，把中国的茶种带回了日本。他著有《吃茶养生记》，阐述了饮茶的药用保健功能，把饮茶之道看作养生之道。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日本的茶道模仿中国的寺院茶会，逐渐发展起来。日本的茶道崇尚简洁淳朴的美学，即“佗（wabi）”。为了配合这种境界，茶室的内外环境及布置都很考究，茶室大多是在幽静的日式庭院内，茶室清流细石、树叶幽静的布置，不单是作为观赏之用，更为营造一种寂寞之境，形成茶道与俗世隔绝的一个区界。
　　在讲座的最后，郑培凯教授回顾总结了中日茶道的文化异同，中日精英阶层茶饮审美追求同源异流的历史情况：一是茶道同源，均源于陆羽的启示，始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二是中国茶道多元、日本茶道单一；三是中国茶道的历史变化，唐宋与明清异途；四是日本茶道承袭宋代寺院抹茶传统，基本未变；五是中国茶具与茶仪经历了重大变化，而日本茶具与茶仪基本没变；六是日本喝茶的宗教仪式性很强；七是中国茶道因制茶技艺而改变，日本则没有；八是中国茶道因多元而趣味纷呈，日本谨守教规；九是中国讲究生活趣味性，日本遵守宗教仪式性；十是中国茶道开放活泼创新，日本严谨封闭守旧。
　　讲座中，郑培凯教授引经据典，从形而下的茶，谈到形而上的茶道，谈到物质文明，对中国茶的发展历史、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在场师生获益匪浅，不仅对茶、对茶道多了一份认知了解，认识到其高雅的意趣，更体会到品茶满满的仪式感。（整理：梁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