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决定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文字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文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与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因相互交际的需求产生语言，但语言的储存时间有限，时间一久，容易忘记，原始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学会用各种物件做成符号帮助记忆。
　　据考古学研究，在文字产生以前，用结绳记事是原始人最早采用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是作为语言作用的补充和延长，但它的交际功能是在相见或相近的环境中才有可能，持续的时间也有限，这也就促使了新的交流和记忆方法———文字的产生。所以继结绳记事后，又发明契刻记事。书契有记事符号，也有图画，可说是一种图画文字，是用图画表达思想、记叙事实。它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是文字的雏形，多刻在石、骨、树皮上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氏族发展到部落再到国家的出现，交际地域的扩大和时间的无限延长，进一步促使了文字的发展。许慎《说文》序里写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县前寨两个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有了象形符号，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甲骨文，说明公元前十六世纪我国殷商时代，已经出现了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相结合的方块字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骨和兽骨上的文字，从目前出土的十万余片三千五百个左右的单字看，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商王朝关于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王事等方面的占卜记录，还记载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生动逼真，已不再是实物图画，而是事物的象征。
　　从殷、周到汉代有一种铸或刻在青铜上说的铭文叫金文，旧称“钟鼎文”。目前出土的刻有铭文的先秦青铜器八千件，三千多字，内容多为有关祀典、锡命、征伐、约契等记录。殷代金文的字体和甲骨文相近，铭辞之长有近五百字者，史料价值很高；到战国末年字体逐渐和小篆接近。至秦朝，出现小篆，也叫“秦篆”。秦一方面用秦文字统一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和者”；另一方面以通行的小篆为标准文字。但由于秦代社会文化需要，汉人交际、使用的方便，也促成隶书更快地普及。班固《汉书》中说：“是时（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宫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代扩大、促进隶书的应用，并在东汉扬弃了小篆，使隶书成为新的标准体。秦汉时代的向前看的文字政策，使汉字史上发生划时代的大改进。许慎在《说文·序》里对中国早期文字史作了简单而概括的叙述，许国璋先生把它分为五个阶段：（1）观象：对世界的认知；（2）结绳：处理原始社会事物；（3）早期书契：依类象形如象形字；（4）后期书契：形声相益如形声字；（5）著于竹帛为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中国文字总体是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一脉相承，它们一步步地演变、进化，无不与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发生密切的关系。文字是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它代表着民族自尊、自强，它使整个民族成为一个文化的集合体，并多方位地表现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使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能够被继承下来、传播开去，并不断地发扬光大。
　　其实，汉字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特点和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之一，是“天人合一”，取其本义而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自身。在大自然和人类之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乃至可以合而为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朴素含义，是先民们对于人类和大自然关系的质朴的理解。这种理解直接地体现在汉字造字中，在早期汉字里，“天”竟然是用人的形象来体现的，甲骨文和金文的写作方式，都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天，颠也。”天就是人头顶上方无垠的空间，天的意象，是通过人的形象来体现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古人眼里，天是具有人的性格的。因此，在中国上古时期，山川林木、江河湖海、风雨雷电，举凡自然界中的重要物类，都被先民们赋予人格，尊为神祗而加以崇拜、祭祀。
　　另外，中华民族一向崇尚伦理道德。伦，就是人伦，指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这个“伦”字是怎么来的？原来，它与水字旁的“沦”同音，同源。三点水的“沦”是“水的小波纹”的意思。当微风吹拂水面泛起涟漪，具有动感却又平静协调，先民们于是联想到人与人的关系也应如此，便造出了同音的“伦”字。不消说，人字旁表示它专用于人际关系。
　　中国先民具有直觉思维的特点，善于接受大自然的启迪。这种启迪，通过汉字间接地折射出来。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应当和谐这一点说，古老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作为东方哲学的代表和精华，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