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他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今天重温起来，对于提高纪律认识、增强纪律自觉，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

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后来，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经验时也曾说道：“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早在革命时期与强大的反动势力作顽强斗争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就认识到：“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进而指出，“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革命取得胜利后，陈云同志更加注重党的纪律问题。他认为，革命胜利后更容易发生腐化变质，对此他明确强调：“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纪律是维护团结和统一的武器。

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他曾形象地讲道：“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全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一致，但是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为此，“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党的纪律不仅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陈云同志还说：“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

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张国焘破坏党的纪律行为，陈云同志指出：“今天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党的纪律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同时，他又强调：“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首先要加强党内监督，在党内“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还要加强党外监督，特别是接受群众的监督，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

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

党的纪律是要自觉遵守的纪律，与发扬民主、尊重党员个人自由权利并不矛盾。纪律又有强制的一面，陈云同志指出：“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对于“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他又强调，“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碍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提出明确要求。今天重温陈云同志关于纪律建设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纪律问题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和执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