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100 周年之际，我想起了胡适先生。他（1891—1962）是安徽绩溪人，著名学者，先后获哈佛、牛津等著名大学授予32 个名誉博士学位。此尊荣，乃中国第一人。1917 年至1946 年，他先后任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是白话文即现代散文有关理论最早较为系统提出、阐述并实践者。一个世纪过去了，回眸此文体的发展，他的贡献，功莫大焉。
  随“五四”运动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白话文写作为突破口或切入点的、文学复兴的全面展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乃当事者。从严谨意义上，它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直接启动的，而首推之灵魂人物，或称力主白话文即现代散文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宗师，应是胡适。
  1917 年1 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见之，则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须之利器，可断言也。”此篇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影响中国文化史至深至远之文。文学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现代散文语体方面，他提出了“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求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于今天看来，似很平常，却是打破了晚清以来虽有梁启超等人“ 文界革命”倡导的“ 新文体”、但未根本改变的“文言体”束缚，成为“五四”时期掀风起浪的白话文运动“第一炮”，故不愧为“ 首开风气”者。他身体力行，于1920 年率先写出了白话诗《尝试集》，随之冰心、沈尹默、俞平伯、郭沫若等新诗作者纷纷涌现。实际上，1916 年10月，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已提出了文学堕落之因乃“ 文胜质”，即有形无神、貌似神亏；要注重文中之意、文学之质和形式内的精神。此实乃“ 八事”的雏形。1918 年4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将“八事”改为“八不主义”，彼此的内容、 精神虽无大异， 但姿态愈加激进，言辞愈加厉声。 此外， 还提出了五条要求：有话可说， 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 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 就怎么说（写）； 说自己的话， 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 此五条， 如今看来， 似很平淡， 但在当时， 可谓之对现代散文语体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要求。 它影响了众多的散文家， 经过努力， 彻底打破了在散文创作上文言体的束缚， 即文字与文学精神的两重桎梏。

其次， 在散文观念上， 他提出了重应用、 讲文采、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他自己的述学、 论理文章和散文作品， 正是此观念的实践体现， 被朱自清赞为 “受梁启超先生‘新文体’ 的影响极大， 而 ‘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 此散文观念和上述语体论， 最早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 发展， 指明了路向， 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 实乃功劳不菲。

二

胡适的著作颇丰， 例如 《胡适文存》 三集， 每集四册， 论说、 纪游、 写人、 书简、 自传等等， 均在其内。 他文章的笔路清通、 笃实，语句朴实、 条畅。 散文是如此， 在早期的白话文中自成一体， 独创一格； 偏于说理、 阐释文学改良主张的文章亦如此， 免了干瘪、枯涩。 这正如他在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中所说： “一切语言文字， 在于达意表情， 达意达得妙， 表情表得好， 更是文学。 ” 由此， 他立言颇慎， 从不轻率为文， 即如其 《文存》 第一集自序中所说的： “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劲的文章。 ”

他的文学写作， 有诗有剧本， 但最多最好的是散文。 前面所及的 《文学改良刍议》 、《建设的革命文学论》 和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1917） ， 皆不乏散文笔调。 更有讽刺文《差不多先生传》 （1919） ， 纪游 《波士顿游记》 （1917） 、 《纽约旅行》 （1915） 、 《南游杂记》 （1933） ， 传体文 《四十自述》 （1931） 、 《张伯苓先生传》 （1947） 、 《追悼志摩》 （1930） 、《我的母亲》 （1930） 等等， 计数百篇， 皆是散文体裁。 试举例作以品赏。

《差不多先生传》 堪称其代表作之一，所写 “差不多先生” 并非实际存在于世间，而是凭作者的意向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以此寄托其反对 “差不多” 、 主张认真不苟的思想。 但在行文中， 并未将此思想挑明点破， 而是让读者去领会， 去认识。 或可说， 它像小说， 亦像寓言， 而实为一篇讽刺散文。“差不多先生” 写得比世间实有的人物还具有真实性， 原因在于作者抓住了他与世间人物相似、 相近、 相同的言行、 思想和影响。这是一种文学虚构能力的体现。 例如： 他“人人皆晓， 处处闻名” ， “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 ； 其根本思想是：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太精明呢？ ” 此思想， 颇有影响， 令 “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 。 因此， 他非孤立存在， 具有社会性， 于国于民均有害；若是 “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 中国不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 “差不多” ， 实乃 “差得多” ， 如俗语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 故文章具有明显的警策意义： 唤起民众， 不可大而化之与怠惰， 这于中国才有希望。 一百年前的作品， 今天读来， 仍有鲜活感与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文对人物的叙写很成功。 开篇即写 “差不多先生在中国最出名” ， 籍贯 “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 ； 接着写其相貌 “和你我都差不多” ， 但双眼不很明， 双耳不甚聪，鼻子于气味、 嘴巴于口味都不讲究， 记性欠精明， 思想欠细密； 再写由此动辄产生错误判定， 比如， 说红糖白糖差不多、 陕西山西差不多， “千” 和 “十” 差不多， 等等； 末了写他死后众人的反映——夸他 “是一位有德行的人” ， 并以之为 “榜样” 。 通过直接介绍、讲述故事、 描写言语和众人的反映， 将人物的性格、 形象， 具体、 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又如 《追悼志摩》 ， 是抒情性极强的一篇散文。 胡适与徐志摩同为留美学生， 皆受英、 美文学的熏陶， 政治理想、 文学主张， 大体相近。 徐志摩于 1931 年 11 月 19 日， 乘运邮件的飞机从南京回北平， 在济南附近上空， 因大雾弥漫， 触山遇难。 他得知噩耗， 痛惜至极， 写了此文以追悼、 赞颂其信仰与为人。 文笔情意深切、 真挚动人。 行文特点是：先引其诗作 《再别康桥》 名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 以写他 “这回真走了！ 是死在一个猛烈的大震动那烈焰里！ ” “这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 ， “他是一片可爱的云彩” 。 深切地寄托了悼念之情。 次引用他未问世的信件， 以证明其为人处事之端正，显得客观、 求实。 总之， 于抒情中， 不乏论证； 文句明白如话， 不事藻饰。

另有 《我的母亲》 ， 是一篇以叙事为主的带传记性的散文。 作品写母亲对 “我” 的关爱、 教诲， 内中含目的、 方法和态度， 充溢着对她的尊爱与感恩之情。 此情的表达是从叙事中显现出来的， 即 “情随事现” 。 胡适四岁丧父， 由母亲关爱、 抚养长大， 故对她百事遵从， 在爱情、 婚姻上更是屈服于她，与 “母之命” 的江冬秀结婚， 以博得母亲的欢心。 如此牺牲自己抗争 “吃人礼教” 的信仰， 从行文中全可理会其缘由来。 他母亲 23岁即守寡， 且是 “续弦” 的当家后母， 所受压力和艰辛极大。 童年与之相依为命， 这在他心灵深处， 沉重地存在着。 她教子有方， 严慈兼具， 而且重以身教 ； 她仁慈、 温和， 与人为善， 但又刚气、 自尊， 不受一点人格的侮辱， 不畏邪人、 邪言、 邪事。 这于胡适的成长， 受益匪浅， 故感慨道： “如果我学了一些好脾气， 学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 能宽恕人、 体谅人， 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 他近 13岁时离开母亲， 后来说， 除自己好学勤读外， “究竟给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 写此文时， 胡适已是知名学者，但未忘慈母之恩， 充满敬意， 这是难能可贵的。 写作方法上， 文章运用了衬托手段即写此以托彼——从多个侧面表现母亲仁慈、宽厚， 气量大、 能容忍的性格， 而未直接描述。

胡适力主 “白话” 、 “活文字” 写作， 以上文例， 乃其代表作。 它们皆显现出语句平易、 朴实， 表述清明、 通脱， 为现代散文之首创者， 体现 “大胆的创造力” （梁 启超） 。 究其源， 正如 1962 年 2 月 24 日， 他在台北 “中央研究院” 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 心脏病猝发而逝， 林语堂的悼念文章所赞： “他是一代硕儒， 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 ； “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 又同时有真正国学的根底。 ” 尤其如此， 他的论文、散文， 有着深且新的内涵与神髓， 以及大众化的表述形式。

（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 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