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 1916~2016 )，男，四川邻水人，1916 年 4 月 17 日出生，中国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 40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和《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
　　张一璠，男，重庆江津人，1942年农历十月出生，毕业于西南大学，师从著名文学家严家炎先生。文化学者、社科专家、藏书家、书法家。他先后在重庆师大、重庆文理学院、绵阳教育学院等大学任教。曾任绵教院( 绵阳师院前身之一) 中文系主任、教科所所长。多年来，他耕耘于讲坛与艺田之间，专注于诗歌、散文、书法等领域。著有《边声集》《边声集续编》《重庆读本》《吴芳吉全集注书信卷》《汉字书法基础》等 30余部著作。
百岁老人、世纪学者、著名新闻教育家甘惜分先生，一年前永远离开了我们。
　　惜分先生是我心中的丰碑、精神上的导师。他的突然辞世，在我真的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常常浮现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常常回响在耳畔。天人永隔，哀思绵绵。
　　我不是惜分先生的学生，因此无缘一睹先生讲堂授业的风采。因工作的需要，早年仅拜读过先生传世名作《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但这并不妨碍与惜分先生近 30年的交往。在这一交往过程中，我有幸能经常得到惜老论学书札的悉心指导；我有幸能得到两次零距离聆听惜老教诲的机会。收获的真实感受是：惜分先生确是一位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学术追求深深地寄托于党的新闻事业、极具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真诚学者。正因为这样，我这个同乡晚辈对先生由衷地钦佩与景仰。
　　（一）
与惜分先生的书信往来，当始于 1988年。他在这一年的 8月 3日的来信中这样写道：
张一璠同志：
　　信早已收到了。因为忙，最近外出，刚从外地归来，即日又将外出，趁此快回信。
　　我与惦棐结交 48年。直到他去世。我是他往来最多的朋友之一。不过近年大家都太忙，来往少了。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中国文坛少了一个英才。
　　你的大作，我看了，情真意切，是篇好文。可否暂存我处，等到明年三月逝世二周年，试投一电影刊物。
　　惦棐致你的信共有多少？我已请他的妻子张子芳同志搜集钟的书信。如你愿意，可否全部复印一份寄给我，我转交给她，将来也许有用。顺颂
暑安
甘惜分
88. 8. 3
这是一封深切怀友的信札。惜老对钟惦棐去世的哀惋痛惜之情，尽在字里行间。我完全可以推想惜老是饱含泪水写完这封信的。惜老与钟老之间的这种纯真而且深厚的感情，是让人的内心十分震撼的。是文人相亲，惺惺相惜的高尚情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值得提倡、发扬的那种“士风”。“士风”是民风的组成部分，而且“关乎世运”。那些“相轻”者，在这种高尚的“士风”面前是十分渺小的。
　　至于信中提到的我的那篇谬承夸奖的文章题为《忆念钟惦棐先生》。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我的文化随笔《边声集》（季羡林先生题写书名，重庆出版社，2002年）。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我对钟老的忆念，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没有“人走茶凉”的冷漠感。证据就是：2008年，我应邀参与地域文化读物《重庆读本》的编选工作，我就特别推荐了惦棐先生的《故乡的清明节》一文，并获编委会认同入选。我想惦棐、惜分二老如若在天有灵，亦会为后生的厚道而稍存慰藉。
　　1993年 10月 9日，惜老在来信中又讲述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晚景规划。信中说：
如今老迈，我想研究一点我党新闻事业的根本性问题和党史中的一些大问题，了此一生，为后人留下一点痕迹，于愿足矣。至于其他，未敢厚望，举手揽月，可乎？
　　奉上《新闻学大辞典》一册。我相识之士太多，人赠一册，这一年不用吃饭了。但如老兄者，非赠不可。宝剑赠侠客，红粉赠佳人，此书你正用得着。如见到不妥处，请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订。
　　《新闻学大辞典》 于 1993年十月十八日收到。原是一本厚达 1142页的精装大辞书。甘惜分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5月版。系“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型辞书”。是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者历经几个寒暑辛勤耕耘的智慧成果。我深感厚重。兼之有惜老的签名：“一璠同志惠存/ 甘惜分一九九三年十月”，就尤其珍贵了。于是在该书的扉页上，我慎重写下“甘老厚爱，赠此巨编”8字，以申晚辈的深深谢意。这一签名本大辞典，从此成了我的家藏图书珍品，且随时鼓励和鞭策我：在读书、治学上不要辜负前辈的殷切期望。
　　诚如惜老信中所言“此书你正用得着”。几年前，我应邀为乡贤白屋诗人《吴芳吉全集笺注》本（已正式出版）的“书信卷”作笺注时，有关新闻方面的内容，我就常感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幸有《大辞典》的无私相助，终得圆满解决。以致心中生念：“拜先生之赐，拜先生之赐！”而且，对“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古训也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1995年，对年近八旬的惜老来说，实在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年头。一方面，突遭“东阜鸾分”之痛；一方面，忽起返里还乡之思。九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惜老以沉痛之笔写道：“我上月突遭不幸。四十五年来同甘共苦的老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对我打击太大，悲痛欲绝。”作为后辈的我，还真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望前辈能“节哀顺变，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意愿。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六日的先后两封来信中，老先生就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这在以往的来信中是未曾出现的，因此，我颇感意外。他说“我想作一次返川之行”：“我将在重庆、成都见见亲友。还想返回老家邻水看看。”“想在川北看看诸葛遗址；到广元、剑阁、江油等地。还要去看望你。”他又说：“1938年赴延安时曾走过这段路。那时年轻，又无闲情，对那些遗址的位置、路径很不熟悉”。字里行间，是满满的悠悠游子意，深深思乡情。读之，令人感动不已。
　　（二）
这是一个既让我惊喜又让我有些措手不及的日子：为了兑现那份承诺，惜老终于来到了绵阳。于 11月 4日晚，在我那名曰“半卷斋”的书房里，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因为有多年的书信往来，彼此间既无“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的惆怅，亦无“金樽对月”的壮举；有的只是品茗寄慨的雅趣和接谈会心的微笑。惜老巡视了一下我的书架藏书后，落座。便略作自述。他说“我 1916年生于四川邻水县一个普通人家。3岁时即逢父母弃养的不幸，随兄长一起生活。兄慕《霞飞将军》之名，给我取了个‘甘霞飞’的名字。我 17岁教书，走生活自谋之路。一日，读《晋书 · 陶侃传》，喜其‘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之说，遂改今名。”我插话说，惜老青年时即有惜时奋进之志，实可钦佩。您老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与您少有奇志可能有些因果关系。惜老又讲他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个人评判标准。他主张博士生的年龄一般应稍大。“特别是文科博士生，无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从校门到另一个校门者，大多不行，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摸、爬、滚、打，熟读经典，遍身泥土，略知民间疾苦，尝过人世炎凉”；“有这样的博士，我和他们可以倾心相与，谈话随便。有些思想火花有时就是从这种不拘一格的谈话中爆发出来的。”他又深情回忆道：“1938年去延安时经过绵阳。”
　　原来，惜老是极平易，极随和的。他可能对当时社会上已经涌动的“下海”潮有所警觉。他提醒我说：我们读书、做学问的人，不应该是“钱神论”者，应该站高些、看远些，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做自己喜欢、又能做好的事，持之以恒，总会有收获的。其实，张横渠先生的“立心立命”之说，是很高的精神境界，我们知识分子是应该有所秉持才对。
　　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还谈及读书、藏书，以及人生、名利等问题。他特地提到了他的老友钟惦棐。“钟惦棐生前说，他不喜欢以闲待老，宁愿忙死，不愿闲死。我与钟的观点一致。”即将话别，惜老深情地对我说：“你在中国古典文学、楹联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积淀，有成就。应坚持下去。以你的学识，应该到学术条件更好一点的学校，如成都的某些大学教书，才能更好地发挥你的特长。”我竟一时语塞。临别时，他在我备用的 《嘉宾题名录》 上写下八字：“春花秋实，硕果累累。”我珍藏着，铭记着。
　　古人说，“师道立则善人多”；“读书三代雅人多”；又说：“近圣人之居，则思为孔子之徒”。今夜，我与惜老这样的名师大家谈学论道，就深切地感受到上列古人之说并非虚妄之言。惜老的一席话，在我来说，如春风扑面，如春雨入心。因为他用人格之美、智慧之美、学识之美破除了我久积于心的那些“智障”（智障，佛家语）。也更坚定了我的前行之路。12月 23日的绵阳日报以“周末专稿”为此予以报道。只因版面有限，内容上多有删节。
　　（三）
1997年 5月上旬，我因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去了一趟北京。在京期间，我有幸与两位乡贤前辈一晤。一是在国家铁道部工作的萧时多先生。在我下榻的玉泉宾馆 3219号房间我们首次相会。话题中，少不了故乡的桩桩往事。谈得很投机。一是终于有机会去惜老府上拜望先生，借以表达“甘门立雪”的诚意。
　　5月 6日下午 4时许，我与内人同往位于张自忠路三号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工宿舍区。惜老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是我与惜老第二次握手。先生家为四居室，其藏书就占去三间。当我惊叹先生真是“坐拥书城”时，惜老应声吟道：“惜分惜寸竟何求，系念恫瘝道是谋；人间百物尽空虚，身外惟留几部书。”我顿时惊讶于惜老的博通！因为我心里明白：这四句是清代医家、《时病论》一书作者雷少逸的诗句。一般搞新闻或从事新闻专业教学的人恐怕都很难读到那里去。这让我又一次领略了惜老的博学，顿生敬意。
　　就藏书一事，我的观点是：北京是首善之区，其藏书量也肯定居全国第一。上有国家图书馆，中有一些重点大学的图书馆，有琉璃厂，下有若干或大或小的书店。这种优势，是其他城市不可能具备的。因此，读书、做学问、查资料，都极方便。家里再藏许多图书有必要吗？惜老即刻问道：你真的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家有藏书品自高”之说吗？现在有的人不会真相信的，他们喜欢浮光掠影，甚至声色犬马。这是不可取的。其实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是十分亲近书卷的。我们四川老乡陈寿和李调元，一个写《三国志》，一个编《函海》，他们都有个万卷楼。其藏书之多，是会令我们这些后人惭愧的。还有近当代的那位傅增湘先生。读书人家富藏书，绝非矫情饰貌、附庸风雅。一可增家庭的书香气，直言之，可以免俗；一便著书研习之用。公家的书，你怎么好在上面写写划划，做眉批旁注之类？只有自己的家藏图书，如同自家孩子，可以随时“亲近”！民间有个说法“养猪不如养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社会安宁，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一个真正想读书，想做学问的人，家有万卷藏书，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藏书量。
　　因电话铃响，打住了先生的酣畅淋漓纵论古今，继之，即周旋于其他话题了。
　　待要起身告别时，我向惜老再三致意：一是衷心感谢惜老多年来用书信给我以教诲。是真正的“函授”！除书信之外，我的诗词稿《未熟集》（成都出版社，1995年），您题写书名以资鼓励；春节将至，您便寄来新春贺卡，以表达对后学晚辈的关心与爱护。所有这些，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一一铭记，心存感激。为此生能交上如先生这样的名家大师，而深感幸运。二是向先生辞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回绵阳了。先生很忙，千万注意保重身体。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惜老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是四川老乡。我们是大同行，不必言谢。你正值盛年，也正是读书、做学问的“发情期”，应乘势而上，多出成果，以期能有足以传世的标志性成果。这当是老朽的厚望。”言毕。惜老坚持要陪送到小区大门口。他紧握我的手；我频频点头称谢。依依惜别。他久久目送，直到我和内人即将进入地铁入站口。师生情、故乡情、离别情；沧桑感、崇敬感、提升感，一时交汇五内，竟至难以言说。古人曰“钟情怕到相思路”，取其意绪，则庶几近之。
　　（四）
京华一别，历时七载，当是 2004年了。我意外地收到惜老于 1月12日寄来的书札。信中说：“接获贺年卡，高兴之至。你自制的书法礼物，十分精美。你的行草书尤其令人倾倒。我置于书案玻璃板下，时时观摩学习。我的毛笔字死不长进，尚希时时指教。”其实，我心里明白：惜老的书法是远在我之上的，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先生书法能荣获“全国高校老教授书法二等奖”，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我想那“一等奖”是谁？恐非启功先生莫属。因为，日本书道友人称誉启功为“中国当代王羲之”。由此可知，惜先生的书法仅在启功之下，这是甚么档次呢？惜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而不以书法家自命。他的书家之名为学者之名所掩。这让我想起了老夫子纪晓岚的那句名言：“此翁原不入书家”。算得古今同慨了。2004年，惜老已是 88岁高龄了，理当荣享“米寿”之庆。作为晚辈、甘门“野弟子”的我，给他寄去贺卡也有庆寿之意。而细观先生书法，毛笔字：人书俱老，风骨劲健；硬笔字：风流婉转，活泼多姿。而无论毛笔书法抑或硬笔书法，均极有法度。点画之间常带青春气息，而极尽翰墨之妙趣。有书卷气，有丈夫气。
　　中国书法，乃国粹也、瑰宝也。但真正走进书法艺术殿堂，窥其堂奥者不多。书法，是君子之艺，仁者之艺。非真诚者不能入。池中千层浪，笔端八面风；点横计征程，撇捺证初功。心正毫端字堂堂，钟王苏赵各成章。碑帖兼爱高格秀，砚田勤耕纸上香。要想攀上惜老书法的高度，要想一夜成名，“洛阳纸贵”，又谈何容易！惜老在信中夸我，用的是“抑已扬人”之法，意在鼓励我、鞭策我，期待我在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方面都能有更大的进步。惜老的良苦用心在此。而在那书信的背后，我似乎又看到了顾炎武《广师篇》的影子。这就是我所追慕的真正的师者情怀、大家风范。
　　（五）
惊悉甘老惜分先生因突发高烧引发心梗而于 2016年 1月 8日不幸去世，享年 100岁的确切消息，当为是年的 11月 12日。其时，我已在海南作“候鸟”，筑巢于澄迈金江。是在当晚用“笔脑”查寻资料时意外获悉的。天公不仁，让我痛失恩师；让我国新闻教育界痛失一代宗师。
　　天涯人远，仰天长叹。起哀思于笔下，其辞曰：先生一管春秋笔，长系家国寄初心。吐凤文章钟正气，绵州夜话度金针。
　　甘老惜分先生永远在我的心中，他未曾远去，也不会远去。也有理由相信，中国新闻教育史更不会忘记先生，也不应该忘记先生，正所谓：杏坛艺苑传盛德，白云青嶂仰高风。
　　2017年 7月 12 日 8时 52分改定于重庆南山庐；高温威逼，思绪纷披。时年七十有五。
　　（本文原载于《世界汉语文学》总第六期 经作者授权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