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反复辗转，经人介绍，韩愈终于在国子监里获得了一个四门博士的位置，大体相当于现在大学讲师这样的职位。国子监是负责教授儒学的中央学校，其中四门学专门负责招收五品以下、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也招收一部分平民子弟。四门博士品级低，俸禄也很低，而需要韩愈供养的家人却越来越多，加起来足足有三十多口人。这么多人聚在物价飞涨的长安，韩愈的负担可想而知！
　　他在《苦寒》诗中描写了一家人在寒冷中的惨状：“皮肤全都冻裂了，衣服又冷又硬。冷风扑面，鼻子不敢吸气，手指冻裂出血，僵硬得打不了弯儿。想要喝一口热酒，可是嘴巴都冻麻木了，张开不能合上，合上就张不开。”
　　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一点儿也不浪漫，一点儿也不崇高，一点儿也不荡气回肠，反而让人有点儿酸楚！对韩愈来说，工作与生活的本质肯定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要修身齐家，要治国平天下，要成就一番大业。所以摆在韩愈面前的局面就是：一方面，要一份具体的工作，要谋生计，要吃饭；另一方面，还要在饭碗的面前坚持个人的尊严与人格，最好是不仅有一份谋生的工作，这份工作还能保持个人的尊严，体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而这，对于三十出头的韩愈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也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矛盾！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同时又能救国安邦的人，做的是圣贤的事业。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刚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与您相识的时候，您见我穷得要命，靠别人救济才能过活。后来我来到汴州、徐州，我的生活比以前强百倍，您看我吃饭穿衣服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所有这些功名富贵并不是我内心所要追求的。我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满足，继续努力，要实现我救国安邦的宏伟志向啊！”
　　的确，韩愈之所以是韩愈，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顿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的追求。韩愈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苏轼评价他的：“道济天下之溺。”就是要用儒家的思想理论，来复兴大唐王朝，建设大唐王朝。
　　在韩愈看来，追求富贵、金钱等物质享受是没有错的，但是物质享受不是人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人追求崇高理想，实现理想的重要基础。所以要重视经济基础，同时又不能始终钻在钱眼儿里，要有崇高的理想。这就是韩愈从十九岁进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现在，在仕途上磕磕碰碰屡经磨难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心中有高远的理想，所以虽然困难重重，韩愈却能够保持一种超然达观的心态。
　　四门博士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教师，没地位，没影响。但就在这个小小的岗位上，在这样惨淡的生活境遇中，韩愈却写出了一篇流传千古的大文章，这就是著名的《师说》。韩愈干嘛写这篇文章啊？难道就因为他是四门博士，教书先生吗？
　　对于这个问题，与韩愈齐名的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在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做了分析解答。在唐代，与韩愈并称为一代大散文家的是柳宗元。柳宗元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贬为永州司马，这时距离《师说》的写作已经整整十年了。有个姓韦的年轻人慕名专门从长安跑到永州要拜柳宗元为师，跟他学习写作古文。柳宗元给这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直就是一份关于韩愈为什么写《师说》的标准答案。
　　柳宗元在信中说，您想拜我为师，我的修养不够，学业也很肤浅，实在没有可取之处，不敢当呐！从魏、晋时期到现在，人们不拜师，也没有人愿意做教师，谁要是好为人师，人们就会大大地嘲讽他，认为他是个狂人。现在只有韩愈死活不怕，顶着世俗的嘲笑和侮辱，不仅收学生，还写了《师说》这篇文章，大张旗鼓地鼓励人们敢为人师，果然招来了无数的骂声，无数添油加醋的诽谤，韩愈也被人们看做是不正常的狂人。
　　显然，在柳宗元看来，他们所处的唐代，人们不但谈不上尊师，甚至耻于为师，而柳宗元本人虽然有能力为人师表，但是在这股舆论与世俗成见的压迫下，他是不敢公开戴着为人师这顶帽子的，可见这种舆论与世俗成见的威力有多么大！
　　那么，在唐代，究竟都是什么人耻于为师呢？韩愈在《师说》中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我们大家年龄差不多，知识差不多，叫人家老师，如果对方地位低就羞死人了，如果对方地位高又好像在谄媚人家。
　　这些士大夫之族为什么耻于为师，又为什么要攻击那些勇于为师的人呢？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而在唐代，最能体现知识决定命运的就是科举制度。韩愈所提到的这些士大夫之族，都是一些所谓的高门望族，他们有的不必通过刻苦学习便可以通过进士科考试，有的不必通过进士科考试便可世袭官职，有的不必勤勉工作便可得到优厚的俸禄，正因为是以如此高贵的方式走上仕途，他们便不可能积极地去奖掖后进，更不可能推崇前辈了。而像韩愈这样连考四次方中进士，连考三次也未能通过吏部考试的普通士子，像他这样多次给宰相给各级官员写自荐信却泥牛入海，毫无声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却有着真才实学的贫寒子弟，却敢为人师，的确是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神经！韩愈在《师说》里特别提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其实就是想说，在这个社会上，地位再低的人，也需要彼此学习，也应尊师重教，何况上层士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韩愈的《师说》，是唐代平民知识分子呼吁勇于为师、敢于为师的号角，也是唐代知识分子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角，也是唐代知识分子呼吁改革人才选拔体制的号角。我们读《师说》，不仅会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光荣与崇高，更能感受到知识带给我们的尊严与平等。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动力，显然不是仅仅来自于一个四门博士的角色与俸禄。韩愈虽然生活拮据，地位卑微，但是他目光远大，心怀天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不过三十五岁，却已经显示出了一个思想家特有的成熟与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