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10月赴武汉升学时算起，离别家乡定居江城已有六十五载了。回味过往，内心仍有感念。本人平庸一生，无突出业绩可陈，只好将大半生经历整理成文、奉上，算是凑个热闹。

基础在故乡培植功劳归良师教导

我出生于1933年9月，是个地道的沅陵乌宿伢。小时候故乡的基础教育使我人生开了一个好头。乌宿小学给我幼小心灵种下的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爱国思想观念和以中华传统道德为内涵的行为规范；首善镇一小帮我接触城市的社会天地；基督教会私立朝阳附小和初中灌输的是现代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而我新的人生则是在新中国创建的“省立沅中”起步的。“湖南省立沅陵中学”（今“沅陵一中”）成立不到四个月，我就以榜上序列第一名考入，编在高七甲班。在这里，同学们受到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一天天茁壮成长。

高中毕业时，我本来是报考清华大学“给水排水”专业。班主任鉴于我在高中学习期间担任过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和全县寒暑假少年乐园总辅导员，有过教育实践应该学师范。我当时认为，既然当教师同样是祖国的需要，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改志愿，以第一学校第一专业志愿被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录取，经过四年培训，终于投入“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我在故乡求学期间遇到过许多好老师，影响深刻。例如乌宿小学的李文宜（中共地下党员）三姐妹和杨锦绵（从武汉逃难到乌宿）、高毓馨（从北京来）。他们既亲切又严格，既重言教更重身教。在首善镇一小，蔡秀明校长和娄大璧老师培训指导我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县少年儿童演讲比赛，两次都拿冠军，使我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严肃语言的表达能力。特别是省立沅中，当时集中了全湘西的“王牌教师”，课堂教学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教师的魅力感染你非学好不可。一中实事求是的教学风气、民主自治的集体生活、真刀真枪的社会实践，为我们青年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终身受益非浅。克服困难务求必胜

我从小就害中耳炎，听力日衰，到了高中大学，只好坐在第一排靠讲台边听课。然而这个残疾学生不但未遭学校厌弃，反而一路过来得到领导、老师和同学的特别关怀和帮助。高二上学期，教数学的王老师讲课声音过小，我因多听不见而学习成绩下滑。学校知道后，毅然给换来了嗓门大的陈贻泽老师，成绩很快上去了。原来那位王老师后来见到我、还亲切问道：“听课好些了吗？”

来到华师，这类事情就更多了。听课困难，我的课堂笔记开“天窗”、把意思记反了的情况时有发生。同学们知道了课后都主动帮助我核对、填补空白、更正错误。终身铭记的是从武汉大学借请过来教《中国通史》的赵婷老师，主动把我的笔记拿去逐页审阅修补，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有教《俄语》的王中湘老师，了解到我因听不好而36个字母发音不准，就要我每天早自习到他宿舍去，给我“开小灶”正音。经过一个多月的辅导，我的俄语发音基本上达到了要求。

老师同学的特别帮助不仅使我完成学业，而且更是启发我懂得了一条真理：“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语）我四十八岁那年进修英语，为了克服读记单词的困难，自己一边下死功夫硬背；一边按照《心理学》关于运用多种感官刺激去建立和加固暂时神经联系的“原理”，在大声朗读的同时，死死盯着书上单词的形象、动手反复抄写、反复播放老师专为我录制的录音带、脑海里联想单词所表达的事物。这样“多管齐下”，发音和记忆效率迅速提高。结业时，我考得全班第二名，只比二十二岁小伙子差0.5分。总之，在我一生的摔打中，由于有一种坚韧品格支撑，好像还没有给家乡丢过什么脸；在不同工作领域，总还是行进在第一方队里面的。

第二个春天到来 拼命大干一场

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知识分子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莫不欢欣鼓舞。组织上召唤大家为社会主义大业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担子一副接一副压下，工作一项跟一项完成，奖励一个又一个飞来，待遇一天比一天提高。无论是与别的国家比、还是跟过去时代比，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日子过得真是最充实、最幸福的了。

承蒙组织信任，已届中年的我是挑着两副担子往前行的，成了所谓的“双肩挑干部”。四个筐子里装的是教学、科研、学术社团工作和基层单位管理。

我的教学除了原有的《教育学》课程之外，共6门课程和专题。学员包括普通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学等几个专业的全日制和函授本科生，还有多县地省教育部门党政干部，同时还要担任多批硕士研究生导师，水平跨度颇大。在“教育部中南地区高等学校干部培训中心”主讲《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历时11年21个学期，学员遍及中南六省二市。期间还受“东北高校干训中心”之邀，前去长春给他们的学员也讲了几天。东北师大同行还将我的讲稿借去作备课参考。这十来年系统听我讲课的学员大约好几千人。多次被学校评为“优质课”“教学优秀奖”“成人教学优秀奖”“教书育人优秀奖”，获“优秀教师”称号。

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我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一是尽力支持“教育经济学”“陶行知生平及思想”“小学数学教材改革”等重大课题顺利开展研究，将一个年轻人的“考试学”新学科建设扶了上马；二是接待了一名美国来华博士留学生（名叫沈麦德·马丁）来进修（从制订培养方案、组织实施、到考核评绩都管）；三是保送一名青年教师去前苏联留学，取得副博士学位（现在是学院“教育经济学”学术带头人）；四是响应学校“创收”号召，在湖北、湖南和河南等地举办成人教育函授班，低收费、多招生，既服务地方、又给学校创收、更给本所人员改善工作生活条件。在担任党支部的支委期间。有时连本单位职工家属跟邻居扯皮、两夫妻在大街上打架堵塞交通，保安人员处理不下，也要我前去调解制止，每次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后来被学校评为“优秀党员”。不久又接到政府证书，上面写道：“刘芹茂同志：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一九九三年十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国务院。”心里十分喜悦，深深感激组织。

退而不休 转换阵地 继续作为

由于工作需要而延期一年半之后，学校在1995年春天（我62岁期间）同意本人退休了。其实，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并没有休息，还是经常去学校和在社会上“打工”，干的多是一些义务活。

记得是校长刚跟我作“退休话别”不久，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就跟着送来了《聘书》，要我任“教学督导员”，陆陆续续又干了十年。这个“钦差大臣”可不是个挂名的“闲职”，它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工作量：开学考勤、平时随堂听课、期中教学检查、期末考场巡视，都得参加，往往“讨人嫌”。在这方面，我还干了一些别的事情：一是从所联系的院系精选了几门课程向学校推荐，树为“优质课”样版；二是平时听课之后，及时帮助几位青年教师改进教学；三是以“和为贵”和鼓励改革精神作指导，调解了教学工作中涌现的人事矛盾；四是在学校《教务管理》内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教学督导”研究论文，供有关组织人士参考。

1999年，我国社会进入老龄化时期，我同时参加学校“老龄问题研究中心”，这算是我“老有所为”的一个大头。所干的事情包括：一是在本校社会学院主讲《老年社会学》课，考试及格给两个学分，开武汉地区高校之先河：多次给湖北省委组织部、省老龄委、省教育厅、省老年大学等部门的老龄工作干部（教师）进修班或研讨会做专题报告，听众逾千人；二是参编《新编老年学词典》（任副主编）、《老年文化导论》二书，均获省和全国的“优秀专著奖”；三是发表以“老龄问题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论文百多篇，多数获奖，并多次获出席国内外学术大会邀请，其中一次是去韩国首都首尔，参加“国际老年学老年医学第20次学术大会”。四是担任湖北省老年学会理事和“资深理事”及其下属“老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员、担任武汉市“老年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和《老年教育研究》学刊专家委员会委员、担任武汉电视台《乐龄春秋》（老龄节目专栏）顾问和常年嘉宾，社会活动仍然较多。前不久获全国老年学会授与的“先进个人”称号。与此同时，还被学校老教授协会邀去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公委）委员，也有所作为。

六十五载岁月匆匆而过，我倾付大半生的时间皆在教育事业，做研究、为人梯、种桃李，乐此不疲。每每回想，都有充实、快乐之感，这些经历仍然难以忘怀。（作者为我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