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2009年已经被各界媒体与名嘴们标榜上了太多纷繁复杂的标签，而在鳞次栉比的值得我们为之激动不已的事件中，我唯一记得的是今年11月8日“三湘读书月”活动的启动。这似乎意味着泛娱乐化的社会风气之下，终于能够容纳一本书的狭小空间。
　　记得早些年的春天，我开始与肖学周老师进行一些课外讨论。从那之后，一串又一串在文学史隐秘中的作家进入了我的视角。相比起那些我们捻熟不已的桂冠作家，这些作家们更容易出现在批评视野中而非寻常人的书单上。
　　暑假，一次意外的成都之行，让我购得两册早已绝版的诗集。我结识了米沃什和卡瓦菲斯———这两位站在云端的大师一定在人间种下了什么魔咒。这种咒语的媒介是刻在书页上的铅字，它们不受语言与地域的限制。我想，这世界上只要有出版物和相对清醒的文人存在，他们便能将咒语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在我认识米沃什之前，我最先接触到的是他大师的姿态。读《礼物》那首诗时，一位师兄说：“你必须将这位诗人当做大师，读这首诗的时候才可能不带有怀疑。”于是，对于米沃什，我的第一印象就建立在一种原本值得质疑的态度上，阅读一位陌生作家之前，我需要对他建立一种情绪。而情绪本身没有好坏，因为它只存在于刹那间。当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便觉得我需要阅读他。翻看书页的时刻，我理所当然地保持一种俯视天下的姿态，而事实上，我却想象自己正对着一位叫做米沃什的大师，他身材魁梧目光尖锐，我不得不抬头仰望，接受他洒下的词语与情绪。
　　相比之下，卡瓦菲斯则显得平易近人多了，在我快要将这位伟大的希腊诗人纳入遗忘的计划书时，一本黄灿然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选》掉进我的生活。我迟迟不敢打开这本书，因为我不确定希腊语与汉语之间有没有互通有无的捷径，可书本最后的奥登评论告诉我，如果我不幸读到的是卡瓦菲斯的诗歌翻译而非原文，也不必伤心难过：你会奇妙地发现任何一种语言的外衣都无法涂抹掉卡瓦菲斯的痕迹，他用一种古希腊式的高贵巧妙地躲开了翻译的桎梏。因为他几乎不用隐喻，连形容词也很少成为他的颜料。于是，我们很难从他的诗歌里面学习到什么“隐喻的技艺或者修辞的技巧”，你只能近乎自卑地摹仿，并在动笔之初就决定了你不可能超越他。我嫉妒他诗歌与母语的贵族传统，这种嫉妒对于我的学习没有妨碍。反而，我能够更加坦诚地去读他的诗，卡瓦菲斯带给我第一次纯净的阅读体验，我读到的是诗人的句子，而绝非某种应该被写进文学史的理念。
　　终日与大师为伍，自己也容易陷入一种飘飘然的幻觉。好在，2009年里，苏珊?桑塔格作为一位21世纪才逐渐被国人接受的睿智作家进入了我的视野。否则，我将丧失阅读时的卑微：因为从来没有一位作者让我在读到目录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紧张。我想任何一位同龄人在读桑塔格书籍的目录，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结到“文盲”这个阶层中去。在我读完能够正常理解的几篇评论后，我将一堆名字写在了笔记本上（而这些名字还只是我凭第一印象筛选出来的一小部分），随后演变成了另外一张写满一百多本书籍的详单。
　　读完她的《论摄影》后的某一天，我忽然得知这本书被教新闻学摄影的老师列入了课外阅读书单。作为大师的桑塔格终于理直气壮地登上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假如，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仅仅是把她当做“美国公众的良心”、一个勤奋早慧的读书爱好者或者一个看似可以摹仿的、因勤奋而成功的偶像，我会为排行榜上的桑塔格感到惋惜。而她，已经被我列入重读的书单，这本书单记录的是我因年幼无知而过早接触那些过于“高深”的作者所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