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每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中难免会遇到曲折和 不 幸 。
　　1957年，席卷而来的“反右”风潮使许多知识分子蒙受苦难。
　　39岁的陶大镛也难逃此劫———由于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在党委领导下实行民主办学的建议，他被别有用心者指责为否定党的领导。他和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黄药眠、吴景超等人一同被扣上了“右派”
　　的帽子，成为轰动文教界的“六教授”之一。命运在这里似乎和陶大镛开了个无情的玩笑———从解放前的“三教授”到“六教授”，从“左派”到“右派”，从此，一蹉跎就是22年。
　　当陶大镛看到报纸上发文批判他的“右派”言论时，犹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去找了当时的北京市有关领导，澄清事实，并在《北京日报》发表了简短声明：“多少年来，我一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但陶大镛还是被撤消了行政职务、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被分配到资料室接受“监督改造”，后又被调往经济思想史教研室。
　　“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我除了参加劳动锻炼，就集中精力，多方设法，把近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名著一本本找来，边读边写，越读领域越宽，居然萌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打算编著一本《庸俗经济学批判》，对1870年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一次总的述评。自我1941年离开南开经济研究所以后，还没有机会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好些著作相当陌生。现在既能一卷在手，倒有‘塞翁失马’之感。”———陶先生1992年自述1959年，时值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一批“右派”分子获得了“摘帽”的机会。国庆节的前一天，陶大镛突然得到组织部门的通知，第二天去天安门观礼。这个信息让他感到欣喜———20天以后，报纸上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单，陶大镛的名字也在其中。
　　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的称号一直伴随着陶大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来到北师大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陶大镛，使他遭到残酷的批斗。在那种环境下，陶大镛不仅肢体受折磨，精神上的痛苦也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蒙受极大冤屈的陶大镛并没有放弃研究工作，仍然保持学者特有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不厌其烦地收集资料，默默无闻地从事研究工作。虽然被剥夺了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他还是在“牛棚”里继续着对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偷偷写下了上百万字的书稿！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文革”时，我们被赶到12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俩在风雨中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夫妻间的理解和信任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力量。不论在何种状况下，陶先生总是忘我地工作，没一点休息时间。遗憾的是在那二十多年里，除了特殊批准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外，陶先生没有被允许发表其他任何学术论著。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逆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陶先生在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受到了种种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继续探索真理，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二十多年里，他对帝国主义时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各派庸俗经济学做了系统的研究，写了近百万字的书稿。
　　在那个非常时期，写这些东西不被扣帽子、打棍子就不错了，所以，那些文字的命运可想而知。漫长的22年中，陶大镛的研究同整个中国的学术命运一样，可说是一片空白。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学术都是一种损失。以至于若干年后，陶大镛谈起22年中自己仅有的两篇学术文章，仍不禁唏嘘———“1962年，在组织上的敦促和安排下，要我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撰稿，我勉强答应下来，前后送去了两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破产》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破产》。由于这是我在那22年中公开发表的仅有的两篇论文，它们对我来说，当然弥足珍贵。”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陶大镛始终坚守着心中的理想与信念，以超乎想像的坚韧挺了过来。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坚强来自内心的信念，陶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动摇，因为这是他披沙沥金寻得的真理。
　　胡松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陶先生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人说我是“左派”，有人说我是“右派”，我看我自己既不“左”也不“右”。那意思就是，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1978年，拨乱反正的春风还未吹向陶大镛，但他已感受到丝丝暖意。这一年初夏时分，他突然接到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的来信，邀请他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审工作。22年了，他知道这份信任的份量。当年冬天，他和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逐条审定资本主义部分的辞目。用陶大镛自己的话说，“那时真是拼命了”。
　　1979年，正在长春做辞典定稿工作的陶大镛，接到老伴牛平青写来的一封快信，告诉他已经平反的消息。沉冤昭雪，错案平反。从此，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投身工作了。此时的陶大镛，已过了花甲之年，但却仍旧精神矍铄，干劲不减当年，积极致力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他曾以平静的口吻总结了这22年充满波澜的岁月———“1957年祸从天降，1979年喜从天降，真是世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