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元以来的戏剧舞台上以及罗贯中等历史小说家的笔下，曹操一副十足的奸臣脸谱。一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为何会被颠覆，我们且从有关曹操及相关人物历史记载的源头谈起。
　　准确地说，曹操应该属于东汉时代的人，南朝刘宋时代的历史学家范晔所写的《后汉书》（范氏撰写该书始于公元432年，445年范晔以谋反罪被捕，旋被杀，没有完成该书的写作计划）一书中，后世戏剧和历史小说中曹操的那些“坏事”，未见有原初的创作素材。
　　西晋历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三国志》是唯一保存至今且兼记魏、蜀、吴三国历史的优秀史学著作。陈寿是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早年拜蜀国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谯周为师，后官至散骑黄门侍郎。陈寿三十岁时（公元263年），蜀国被曹魏灭掉。又过了两年（公元265年），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取代。估计陈寿应该是在西晋泰始三年 （公元267年），和自己的老师谯周一起被晋朝政权征召到洛阳，后官至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亡孙吴政权后，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大约经过近十年的辛苦写作，撰成六十五卷本的 《三国志》。
　　按说陈寿对于曹魏政权，应该有灭国之恨的痛苦记忆，也最有妖魔化曹操的理由，最起码有把曹操那些“坏事”秉笔直书的理由。但是在《三国志》一书中，陈寿却以曹魏政权为正统，谁为正统的观念问题在中国古代史书的撰述中是需要撰写者首先考虑的问题。在《三国志》的魏书部分陈寿称曹操为太祖，而在蜀书部分称刘备为先主，对孙权，在《三国志》全书中一概称名。
　　在集中记载曹操事迹的 《三国志》武帝纪部分以及和曹操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人物历史的记载中，后世戏剧和历史小说中曹操的那些 “坏事”也未见有原初的创作素材。相反，陈寿对曹操的总括性评价却非常中肯，“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同视字）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坏事”记载的大面积出现始于南朝刘宋政权史学家裴松之撰写的《三国志注》一书中。该书成书于刘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距离陈寿去世已经132年。裴氏注解引用书籍达到210种，足见其写作该书时用功之勤。该书大大弥补了陈寿《三国志》记载三国历史简略的缺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仅在《三国志注》一书的武帝纪部分，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中曹操的许多“坏事”的原初创作素材就已经大量呈现。
　　裴松之关于曹操大量 “坏事”的记载大多也非裴氏原创，而是转载自当时其他书籍的记载，比如孙吴政权无名氏撰写的《阿瞒传》一书中，即有曹操装病离间自己父亲和自己叔父关系的记载，这个原初记载成为《三国演义》第一回曹操在该书中首次出场时的妖魔化描写的素材，幼年时即诡计多端，就差说曹操胎里坏了。出自曹魏政权敌对国家孙吴人笔下的记载有多少可靠性，不用笔者再做分析。
　　次如记载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的原初记载在《三国志注》中原本有三个版本，其中引自王沈所著 《魏书》的记载是“太祖以（董）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按照这个版本的叙述，杀人事件的起因在于吕伯奢的儿子与宾客要抢劫曹操的战马及随身物件，曹操奋起自卫，这应该是最有利于曹操的一个记载版本。转引自郭颁的《魏晋世语》则如此记载，“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这个版本的记载则表现曹操了像一只受伤的狼一样，多疑而凶狠。引自《孙盛杂记》版则做如下记载，“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个版本是最不利于曹操在该事中表现的记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四回选择了该版本作为原初素材，并进行了精彩的艺术加工。《魏晋世语》和《孙盛杂记》二书均非严肃的历史著述，近似笔记小说。
　　再如关于曹操杀杨修的事情，《三国志注》引自《九州春秋》的记载是，“时王（指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记载到此为止，再无一言。但是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该事情却成为罗贯中笔下曹操杀杨修的原初创作素材。
　　限于篇幅，此类记载不再一一比对。
　　为何独独于裴松之的 《三国志注》中，开始出现关于曹操“坏事”的大面积记载，笔者试做如下猜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因为目前笔者尚未找到任何确切史料作观点支撑。
　　第一，无论西晋还是东晋，都是司马氏贵族掌权的国家，司马氏既然篡取了曹氏的政权，自然要妖魔化该政权的领导人，以证明自己得天下的合理性，而妖魔化该政权第一代最重要的领导人，最有打击力。西晋立国太短，又忙于对付内争和外乱，无暇做好该方面的工作，而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公元317年---公元420年），在政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文化也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于是到了刘宋裴松之撰写《三国志注》的年代，他便得以看到东晋文人留下的许多记载曹操 “坏事”的书籍，这些书成为裴松之注解《三国志》的重要原始材料。
　　第二，在门阀氏族势力猖獗的东晋，非名门望族的曹氏且又是宿日政敌的曹氏很容易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
　　第三，曹操父亲曹嵩曾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东汉时代的宦官为以后历朝士大夫所不齿，门阀士族更看不起和宦官有血缘关系的人，即使有准血缘关系也不行。
　　当然，作为乱世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那些“坏事”，也非政敌或他人全部杜撰。由于戏剧和历史小说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严肃的史学著作，这些“坏事”也就被无限夸大，曹操也就被脸谱化为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