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的阳光射进了陶大镛小小的书斋，整个经济、学术界也日趋活跃，他的研究与学术活动又丰富起来了。从1981年起，陶大镛终于有机会重新实地考察和了解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状态和学术进展，亲眼目睹二十多年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重又“睁眼看世界”的陶大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道：
　　“1978年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最近几年，我有机会重访欧美，看到西方世界的变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有所认识，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理解，我又重新探索了一番，写了 《现代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贫困化》、《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两篇论文，并向各方讨教。”
　　对世界的重新了解与熟悉，加上陶大镛经济研究的功力，使他很快找回了自信与敏感，他蕴蓄已久的学识才华像打开闸门的江水，滔滔不绝地奔流出来，他又迎来了学术研究上的“第二个春天”。一大批著作陆续发表，其中包括今天研究世界经济的必读作品《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等力作。
　　詹君仲（陶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先生著述很多，主编的作品也很多。他对书稿编辑的要求非常严格，基本上事必躬亲。《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资本主义部分，由他担任分支主编，从设计到审阅全是他亲自把关。主编《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时，他不仅将当时北京市在这方面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都集中到了作者队伍里，而且在框架、结构、篇章设计等各方面都细致入微地审定，甚至连注脚他都要看。只要是他主编的书，从约稿到主要文章，他都会过问。他的工作十分繁重，每天都是晚上12点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工作。他晚上烫脚时有看报的习惯，为提高效率，他爱人牛平青先生就帮他把文稿中主要的东西标注出来。陶先生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让很多人都自愧不如。（二）多年来，陶大镛一直没有间断对《资本论》的研究。对陶大镛而言，他与《资本论》已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年轻时初识《资本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这本书指引他从玄学的黑夜走向科学的黎明，并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实基础。此后，他一直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看待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显著成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时，陶大镛被一致选举为副会长。1992年，陶先生回顾了自己研究《资本论》的历程，言辞中仍旧透着学者的谦虚与自警：
　　“说来惭愧，从我初学《资本论》算起，至今已有52个春秋……但我对《资本论》的研究，仍然相当肤浅……学然后知不足。在《资本论》的学习过程中，更会有这样的感受。《资本论》如此博大精深，我越读，就越有高山仰止之感。”
　　陶大镛坚信，《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他绝不反对学术探索，他的思想坚定却不僵化。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认为，不能把《资本论》中的一字一句，都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必须全面地、准确地运用《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新现象、新问题。
　　沈越（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分党委书记）：当时，有人认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看法一时间甚嚣尘上。陶先生专程赴深圳做了为期几天的考察，之后，他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提交论文，为深圳的效益和速度叫好，称经济特区是 “符合发展潮流的一大创举”。由于他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站出来讲话，并以理服人，影响就很大了。这充分表明，这种“创举”并非离经叛道，也表明陶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
　　陶大镛和《资本论》之间，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与陶先生是至朋好友。1941年初，当他得知陶先生曾从香港邮购到《资本论》的三卷英译本时，就向陶先生索阅，并再三保证一定原璧归还。临走时，他借去了第一卷，并约定短期内送还。不料不久后便爆发了“皖南事变”，陶先生与关梦觉失去了联系。虽经多方打听，但仍无踪影，陶先生为痛失《资本论》第一卷而闷闷不乐。解放后，在北京召开民盟四中全会时，陶先生又与关梦觉见面了，一见面，陶先生便急切地问起那部《资本论》。原来，“皖南事变”发生后，关梦觉不得不仓卒离开渝城，后来又从西安奔赴东北解放区，生活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但不管走到哪里，关梦觉都把这部《资本论》带在身边。在黑龙江工作期间，关梦觉又把《资本论》转借给一位老干部，并嘱他妥为保藏。此刻，关梦觉向陶先生表示了歉意，并答应一定努力找回原书。两年后，关梦觉从吉林给陶先生捎来了一份“礼物”。陶先生打开一看，里面正是他朝思暮念的这部巨著———此书一“丟”十余载，转手几万里，最后终于又回到原藏者手中。陶先生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说，他那时的喜悦和激动，实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在过去的岁月里，每次一提到这一段学术上的“佳话”，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美好的回忆。如今，这卷充满传奇色彩的《资本论》，还珍藏在陶先生的书斋里。（三）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决定把政治教育系分为哲学系、经济系和马列主义研究所。陶大镛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他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由当时的政教系77级和78级学生自愿报名转入，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学系，为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
　　詹君仲：陶先生担任了第一任经济系系主任。他关心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亲自抓教学计划的制订和科学研究。他特别关心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水平的提高，在带硕士生、博士生以外，陶先生每学期总要抽时间给全系教师和学生做学术报告。
　　王同勋 （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当系主任期间，对教师生活十分关心，谁家的孩子病了，他都会登门探望，还自己拿钱给生活有困难的教师补贴家用。他不仅希望系里的教师们在教学上能够取得成功，也希望大家在科研上能够有所成就。在陶先生的领导下，系里创办了三个学术性出版物。一是他主编的《经济学集刊》，当时这本刊物经教育部审批后，由我校和中国社科院共同出版。1980年《经济学集刊》就出版了第一批全国性的学术论文集，作者都是全国闻名的专家。二是《<资本论>研究论丛》系列丛书，一共出了十几本，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那时研究《资本论》的都看这本书。三是《美国经济问题研究》。他鼓励教师一边教学一边科研，通过科研提高教学。
　　在陶大镛的带领下，北师大经济学科逐渐成长，发展壮大，如今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已成为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