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我来到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挂职副部长工作。怀着对中国最高学府的向往，3月1日，我走进了燕园。校方将我的住处安排在紧靠那古色古香的西门蔚秀园家属区，临窗而望的就是圆明园；办公地则安排在未名湖畔的均斋红三楼，窗外枕着一潭碧绿的湖水，杨柳依依，环境优雅。工作休息间隙，坐在那阳台上的憩息椅上，看着那“一塔湖图”的美妙景色，真的让人心旷神怡，留恋难返！
　　印象中，北大似乎是遥远的过去，她和历史走的那么近，以至于我总是不自觉的认为，来到北大，就可以触摸过去，感受那一段段不平凡的历史。未名湖挽年年柳色，博雅塔枕岁岁流云。勺园滥觞弥际水，蔚秀园梦载千秋。漫步在北大的校园里，我发现红色是燕园大多数古老建筑的底色。凝重的红，深邃的红，热烈的红，一处红有着一处的风骨。徜徉在校园幽静的曲折中，你能领略到多姿多彩的红和从中流淌出的各异的生命。这似乎源于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承下来对红色尊贵的推崇，不过，仔细追溯起来，北大自身的特殊历史赋予了红以新的含义。北大的奋起，不也是发轫于那个危急存亡之时，振臂一呼便引来全国响应的沙滩红楼吗？
　　我和河南同仁在交换挂职的体会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北大有许多好的东西是我们学不了的，北大超一流的师资队伍即是其一。林毅夫在北大任副校长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北大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因此，北大的教师必须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说，过去北大的大师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就是因为他们站在东西文明交汇的坐标点上，这一学术传统应该发扬。今天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都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这就极大地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
　　北大关于教师职称评定的一条规定，使我震惊：北大副教授到教授的参评时间只有7年，参评机会只有2次，也就是说，在北大如果一名副教授在七年的时间内没有利用两次参评机会评上教授，就失去了在北大生存的可能性。这种近乎严酷的规定，让我看到了北大师资队伍所以壮大的另一面：每一位教师都有一部在事业上不息奋斗的历史。唯有不息奋斗才能自强，这就是北大的激励机制。
　　北大每天都有讲座，而且是对社会开放的。北大讲座所聘请的均是当今国内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国外专家，诸如温元凯、欧阳中石、林毅夫、厉以宁等。北大人对讲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在浮华之风日盛的当今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最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悟的。讲座如果在校园消失，校园文化便会成为戈壁上的涓涓细流，虽澄澈，却孱弱而短暂。并且，讲堂上智慧的闪光不应只局限于校园，而应该走出去，给所有爱智慧的人以聆听大师教诲的机会，去亲身体会细流是如何变成汹涌的波涛奔腾至大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向北大学习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在河南的各个高校都有这么一道别致的风景，虽然它可能不如北大的绚丽，但至少它丰富了校园景色。
　　和北大讲座相媲美的另一道风景是北大校园内举办的各种形式的高规格的展览和高水平的文艺演出。诸如，五一期间北京歌剧院由金萍担纲在北大演出的歌剧《日出》、北京京剧院演出的昆曲《西厢记》等，这些文艺形式对于诗化大学生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与北大校园建筑、北大图书馆和北大讲座一道，共同构筑了浓厚的人文环境。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现代化的先锋。我们可以说，从新文化运动中迸发出来的五四精神，实际上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历代北大人用鲜血和热汗浇灌出来的绚丽花朵，它贯串在北大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体现在北大人艰难困苦的奋勇拼搏上，它时时闪烁着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芒。北大的这种精神，在我看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凝聚在读书人身上的一种气魄，一种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责任———一种敢于大担当的精神。
　　对于这种北大代代相传的精神，我们很难用自己的语言精练的概括出来，但宋代哲学家张载一言以蔽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大人是书生，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是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息息相关的书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书生，是自强不息的书生。有些人说北大的人书生气十足，然而正是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和其他爱国的仁人志士一起构成了中国的脊梁……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一点，每一代北大人都能用肩膀担当起历史赋予他们责任，他们也有能力担当起这种责任。 如果我们融合了这种精神，担当了这种大道义，我们的一生就不会盲目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历史和时代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