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大镛热爱教育，在他近七十年的从教生涯中，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确可谓桃李满天下。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开始实施，北师大第一批获准招收研究生的专业就有世界经济学。陶大镛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主任）：陶先生对研究生的录取和培养极其严格。他是1981年的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到2002年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20多年来，在他名下录取和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加在一起不足20人。陶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学术和品德方面他看得上的学生才招，他决不批量生产，追求的是质量。
　　沈越（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和我相识的契机是1985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会议在郑州召开。那时我认识陶先生，陶先生却不认识我。当时我作为在校硕士生做大会发言，发言以后先生就问杨国昌老师，说这个年轻人是哪儿的啊。杨老师告诉他是我们北师大的学生，于是陶先生就在回京的火车上把我叫到他的包厢，和我长谈了一夜。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按劳分配的性质的翻译问题，按照中译本，按劳分配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权利”，而我认为应译为“市民权利”。我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做相关研究，我投考北师大研究生一是由于北京丰富的文献资料，二是为了求师。到北京后我发现，北京的学者中，一类是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很精到，但不懂德文；一类是对德文很了解，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比较弱。可陶先生却集中了这两类人的优点，他学识极为渊博，而且对我的论题又有很独到的见解。这一宿谈话的收获很大，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后来，我便考了陶先生的博士生。
　　李翀（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我第一次见到陶先生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北大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罗志如教授和我的导师厉以宁教授完成了合作撰写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书稿后，邀请在京部分知名学者来北大讨论书稿。我作为研究生参加了座谈会。当陶先生身穿中山装、脚着布鞋登台发表意见时，一位同学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我凝视着陶先生：一位平和的长者，双鬓花白，两眼炯炯有神，带着学者特有的风度。我第一次与陶先生联系是在1984年，当时我是中山大学讲师，为进一步深造，我准备重返北京攻读博士。我在北京多所高校和多位学者中选择了要拜陶先生为师。我于是给陶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到北师大经济学系深造的愿望。不久，我收到他的回信，他告诉我准备招收1到2名博士生，欢迎我报考。经过认真准备，我终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陶先生的博士生。
　　陶大镛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也时刻爱护提携他们，悉心鼓励学生成长。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我珍藏着陶先生的一封信。1991年，我翻译了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曼德尔的名著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有偏见的，这本书译成之后找不到出版商出版。陶先生就专门给出版社写推荐信，最终这本书得以付梓。这是我第一次写书出版，所以先生对后辈的提携令我铭记在心，至今这封推荐信我仍然珍藏身边。
　　胡松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我1998年考上陶先生的博士生，是他的“关门博士”。第一次见陶先生时，我和他谈西方经济学的“理性预期”，我“侃侃而谈”了四十分钟。由于他年事已高，我一直以为他不会对西方学术前沿有太多了解。没想到我说完之后，陶先生又给我补充了许多前沿性的知识，着实让我惊喜。陶先生在求官求利上从不“与时俱进”，但他在知识上却在随时更新，他说，“如果你懂都不懂，那你就没资格谈。”他曾借给我两本书，是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他说，这两本书文笔好，你看得懂。我当时是第一次知道英文原著还有“文笔”一说。他对学生很严格，也很宽容。他说如果不能按时毕业也没有关系，可以往后延期，关键是要厚积薄发。我认为，陶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对治学的要求、对教学的要求，于今天的教师而言，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二）陶大镛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本着一份使命之任，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建言献策，奔走呼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詹君仲：陶先生时刻关心教育事业。他曾和几位学者一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反对将教育推向市场。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还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陶先生就坚决主张要提高教育经费。他还很早就提出了对小学生免收学费、减少各种杂费的建议。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改革初期，民盟积极地四处办学、举办讲座，推进国家的教育事业。陶先生也身体力行，和钱伟长、费孝通等一同为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而奔忙。他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主要负责华北地区，在他的推动下，内蒙古青城大学得以创办，他被特聘为名誉校长。
　　沈越：陶先生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师范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时刻关心北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学校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他认为，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承担着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是支撑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陶先生还经常谈到农村教育的问题，即使是在病床上。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给我的感触很深。
　　陶大镛对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了然于胸。他坚决认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要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他多次呼吁政府应该对教育加大投入，每年至少要从GDP中拿出4%投在教育上。他在民盟中央论证“三峡工程”时，大声疾呼建议“缓上”，要求把钱省下来先发展教育事业。他提出，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各级政府切不可“凑凑合合办教育”，一定要“认认真真办教育”。同时，他十分关心教师的待遇问题，指出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他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时刻抱有忧患意识，他曾说：
　　“其实，我们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抱成见，面对教育的现状，就会深深地感到不安，无限的隐忧萦回心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唯有教育事业，不能急于求成，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潜在的危机！”
　　殷彪（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2007年，我作为陶先生的徒孙，有机会去医院陪护先生。虽然陶先生要靠人工喉来发声，每说一句话都很艰难，但他依然拿出上课的架势来，给我讲他所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比如他对教育产业化的批判、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关心，他认为的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他构想的集旅游、观光、战略多功能于一体的海滨花园城市等等，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切身感受到一位大家的高尚品格。虽然躺在特殊护理的病床上，先生依旧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而且，先生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关心，他所说的都是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际经验的问题。先生的这种精神和品格，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前任校长陆善镇在“陶大镛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给予陶大镛高度评价：几十年来，他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教学、科研人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大镛则曾这般简短地谈及自己的教育生涯：
　　“我长期生活在文化教育的大花园里，这里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经常看得见燃烧着的科学之火，也不时辐射出令人耀目的真理之光。作为教育岗位上的一名‘园丁’，我在耕耘之余，曾为新文化启蒙运动呐喊过，也为知识分子呼吁过；我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国策而寄予希望，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前景而喜忧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