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慧
编者按：
　　“浙师大文库”设立至今已有四个年头。作为我校师生员工、校友学术成果的汇聚地，它承载着历年师大学人的思想、精神、智慧和心血，是我校文化、精神和文脉的象征，在推进全校师生“知校、爱校、荣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推介这些成果，本报四版特开辟专栏“师大文库”，约请著者畅谈文本的思想精髓，彰才俊而励后学。本期为读者介绍的是骆寒超、陈玉兰教授合作的论著《中国诗学·形式论》。
　　记者：在这套著作中，骆寒超教授和您期望构建一个关于“中国诗学”怎样的学术体系？
　　陈玉兰：《中国诗学》我们计划写三部，第一部《形式论》，第二部《抒情论》，第三部《真意论》。《形式论》包括《结构论》、《语言论》、《体式论》三卷；《抒情论》包括《原型论》、《意象论》、《象征论》三卷；《真意论》包括《情性论》、《知性论》、《真意论》三卷。九卷本的《中国诗学》将紧扣“中国诗学”之“古代、现代与未来”的框架，从外在形式，到传达方式，再到诗歌最高的思想情感境界，层层推衍，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特征，同时嫁接西方诗学的合理成分，构建中国式的诗学体系。
　　就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形式论》而言，我们力图围绕“诗体”建设这个中心，把对新诗体式的思考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贯通起来，以充满历史感的笔触，从结构、语言和体式三个方面，揭示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以求找到既契合中华民族传统审美心理，又合乎现代人思维方式特点，更适应诗歌质的规定性要求的未来新诗诗体表现规律。
　　记者：您研究古典诗词，骆寒超教授研究新诗，在合作中，你们是如何打通古今的？
　　陈玉兰：这个话题得从2001年说起。那年11月起，我校与复旦大学轮流，定期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因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具有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也极具研究意义，所以我校的中国文学学科将其定为重点建设的特色研究方向。
　　骆寒超老师是我的师伯，他虽然长期从事新诗研究，但古典诗学的根基也很深厚。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新诗，也对汉语诗歌古今演变研究有了兴趣。2002年，我们根据各自的学科专长，“量身定制”了一个合作研究的课题“传统汉语诗体演变规律与新诗诗体建设”，由骆老师牵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2006年10月，该项目以65万字的书稿《汉语诗体论》结题，获得了优秀等级。课题结题后，我们又不断对书稿进行增补删改，尤其是骆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终成109万字的专著，改题《中国诗学·形式论》出版。
　　我们从结构、语言、体式三个层面，根据各自的专攻，先分力考察汉语诗体的传统表现和现代流变，再合力探究新诗的未来建设之路，最后由骆老师统筹，立足直觉思维，又融入逻辑思维，“第一次打通了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从中发现了内在的逻辑和历史的脉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鉴定专家评语，见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网站）。
　　记者：这套书名为《中国诗学》，以您的理解，“中国诗学”有哪些独特之处，它与世界上其他“诗学”有何不同？
　　陈玉兰：诗学体系的不同是由思维形态的差异决定的。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形态分两种：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不同的民族对思维形态有不同的取尚。我们的先民在把握外在真实世界时，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直觉感应，而对分析推论这一认知性能则较为淡化，因此传统汉语诗学比较侧重于神话思维。
　　西方社会以现代科学文明昌盛为背景，以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的个人主义为特征，这使西方诗学在观物态度方面偏于以主体的分析推论来制约客体存在，在感物方式方面偏于以“人定天”去知解客体存在，这就淡化了神话思维而出现对逻辑思维的偏重。中国现代新诗产生在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之际，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尊崇西方，有反中国诗学传统之传统。中西方思维形态取尚的不同，使传统汉语诗歌与西化的新诗在形式上属不同的体系。
　　记者：如书中所述，从古至今中国诗歌形式发生着流变，结构上从圆美流转到方美直向，语言上从点面感发到线性陈述，体式上从回环节奏到推进节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陈玉兰：承上所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文明自然也导致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化。人类发展的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天人合一”其实是心灵的行为和需求，在科学高度发达的现实中，必然会被淡化。传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改造、发展，境界感悟必趋淡化，理性智慧实需加强，我们在不放弃直觉感应的诗性特征的同时，也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注重情感的逻辑化。但是现代新诗在学习西方时却走向了极端，它完全尊崇西方，在建立起了“尊西方的新诗传统”的同时，也形成了“反汉语诗歌传统的新诗传统”。
　　记者：以您的判断，新诗未来的走向会如何？
　　陈玉兰：立足汉诗传统，借鉴西方经验，融铸新的新诗传统，通过秩序重建、理论探讨、创作实践，从外在形式、抒情方式、真意境界各方面，走向新诗的复兴和辉煌。
　　记者：可以谈谈本书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吗？
　　陈玉兰：《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从诗歌形式本体出发来研究诗学，而不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外围打转，也不以历史线索为根本，不搞演变史研究。这是对汉语诗歌形式本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具有完整的体系性。它的创新之处正在于对诗学体系的建构。在建构诗学体系的时候，我们坚定地立足传统，但不封闭自守，力图改造传统；在改造传统时，我们力主借鉴西方经验，但不沿袭照搬，力图发展中国式的诗学。该书探求系统的诗学理论规律，建基于大量的文本分析，颇具可读性，但又不流于通俗，这是最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