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恰逢建国60周年，影视剧艺术中“红色经典”凝聚了我们太多的情感、体验和价值理想，以其丰富的艺术形象描绘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每一部“红色经典”都有其时代的烙印，从小兵张嘎到刘胡兰，从石光荣到李云龙，在我们漫漫的成长岁月中无时不有“红色经典”的陪伴。
　　我校文学院的这一研究课题，为我们详述了“红色经典”影视剧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一、何谓“红色经典”
关于“红色经典”的概念，学者们的观点难以统一。2004年，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联合举办的“‘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上，与会者达成了如下共识：“‘红色经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一批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方面的作品。”这个概念概括了“红色经典”的基本性质、主要题材和艺术体裁，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
　　“红色经典”作品有两个基本特点：“红色”和“经典”。“红色”意味着这些作品往往与人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战斗精神紧密联系，象征着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经典”则意味着这些作品能经得住时间淘洗，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不会因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丧失意义。
　　“红色”和“经典”是一部艺术作品能够成为“红色经典”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因此，根据“‘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上的共识，本文对“红色经典”提出自己的理解：“‘红色经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并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平的一批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体裁。”本文的研究对象“红色经典”影视剧，即这个大概念范畴内的影视类作品，主要是电影和电视剧。
二、“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发展历程
回顾“红色经典”影视剧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诞生期（1949-1976）
诞生期“红色经典”影视剧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高、大、全”是其内在的核心审美观。男、女主人公有着鲜明的外貌形象和性格特征。外貌形象上，一般都是男子高大英俊（《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女子端庄美丽（《英雄儿女》中的王芳），但他们都有一个内在的精神契合点，主要体现在他们性格特征上的相似性。除了正面对革命人物形象的刻画之外，还通过“二元对立”的创作手法来反衬出正面人物的伟大性。
　　在影视剧题材上，“红色经典”也都采用了同一种故事题材，即通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题材来表现的。这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和强烈的政治目的的。
　　在故事情节和叙事方式上，“红色经典”大部分采取了简单的故事情节和固化的叙事方式。在故事情节上的简单化表现在其故事讲述的清晰明了，没有悬疑、传奇的艺术特色包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特征明显极易分辨，即使有叛徒也能让人一眼看透，整个故事情节就建立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斗争上。
　　在思想主题上，“红色经典”是当时军政合一的完美展现，其控制思想的积极作用也充分体现出来。一切文艺作品都应该向工农兵服务，在思想主题上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创
自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这一时间段大致为“红色经典”影视剧产生的时期，大量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在这个阶段诞生，影视形式以电影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胡兰》（1950）、《南征北战》（1952）、《上甘岭》（1956）、《铁道游击队》（1956）、《林海雪原》（1960）、《红旗谱》（1960）、《地雷战》（1962）、《英雄儿女》（1964）、《地道战》（1965）、《闪闪的红星》（1974）
（二）沉寂期（1977-1989)
沉寂期，自“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红色经典”影视剧遭遇了十年左右的平淡期，这一时期诞生了电影《小花》（1979）、《刑场上的婚礼》（1980）、《高山下花环》（1984）等。
　　随着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思想大讨论的兴起，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遍地开花”，尤其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的大繁荣，摇滚的兴起，朦胧诗、先锋小说、现代派等一系列文化领域的革新，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人们对新的理想主义的追寻。这必然给“红色经典”这种单调的审美意识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红色经典”在这十多年之中经过了其沉寂和黯淡期。
　　但是，还是有个别的“红色经典”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在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和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影视剧必然不会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时代文化赋予了其新的血液，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红色经典”中对爱情的真正书写，不再如先一时代的作品中描写的一样，爱情也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是组织需要而产生的。对爱情这一新的人文情怀的刻画符合了当时新的文化语境，但是在那样的时期里，这些作品的知名度并不大，如《小花》（1979）、《刑场上的婚礼》（1980）、《高山下花环》（1984）等，虽然对爱情有了独立的描写，但是最终所表现的爱情的内涵依旧是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服务，这个核心价值观是无法改变的。
　　
（三）新生期（1990年至今）
自1990年以来“红色经典”影视剧再度成为大众的注目焦点。历史怀旧语境，国家文化建设的策略需要，文本艺术价值的再认识，以及市场的推波助澜，合力推动了“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以往的老经典电影也是不断改编重拍，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包括一部分电影，如《焦裕禄》（1990）、《大决战》（1991-1992）、《周恩来》（1992）、《孔繁森》（1995）等。
　　而此时电视剧市场异军突起，不仅有一批新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红色”电视剧诞生，而且催生了对“红色经典”老电影的改编热潮，代表作有电视剧《长征》（2001）、《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历史的天空》（2004）、《小兵张嘎》（2004）、《恰同学少年》（2004）、《亮剑》（2005）等。
1、“去英雄化”
“去英雄化”主要体现在新时期“红色经典”影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摆脱和颠覆了过去的“高、大、全”形象。在人物外貌特征的塑造上，新时期“红色经典”影视剧的主人翁外貌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回归历史原貌，男主人公不再高大魁梧，女主人公也不一定漂亮，如《集结号》（2007）中廖凡和王宝强所饰演的解放军形象本身就不高大魁梧；《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中男主角石光荣形象也不佳，但是他们真正塑造出了无可挑剔的“英雄形象”。在化妆和美工上也不再注重一般的审美观，有的主人公的服装是极肮脏和破败的，如《亮剑》（2005）中的男主人公李云龙的服装，其内套白衬衣的衣领在战争时期从始至终都是黑色的。
2、“去‘中国胜’化”
新时期“红色经典”影视剧在故事的编排上突破了原有的“中国胜”化的神话铺叙，在一定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编排上，军阀、日本人、国民党甚至特务都有着自己的胜利，并不是每一部“红色革命”影视剧最后都是共军胜利，如《集结号》中那次阻击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失败而告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现出了战争场面的残酷，但我们体会最多的还是解放军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操，这种“以退为进”的艺术表现法，恰巧让人们感受到了历史的真实，主旋律的情怀反而更大程度到得到了观众们的特别关照，比以往“中国胜”的剧目更能让人热血澎湃。
3、“去战争化”
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红色经典”主要以描述战争场面及英雄人物在战争中表现其爱国主义为模板的，一场甚至数场的战争是必须的，通过对战争场面完整的展现来激起人民的爱国情怀，而新时期“红色经典”逐渐凸出从“战争化”向“文艺化”转变的趋势，斗争只是其次要方面的。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时播出的“红色”剧目《长征》已经从战争为主的窠臼中走出来了，更多展现的是我党在长征过程中决策的制定和广大党员的坚毅品格。而翌年热播的“红色经典文艺”剧目《激情燃烧的岁月》是近年来“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更没有英雄的男女主人公，有的只是一名老解放军同志一生的“军心”以及他在解放后的日常生活刻画。
　　此外，爱情元素的大量介入也是这一时期“红色经典”的鲜明特征。这一时期的“红色”爱情已经从过去革命感情转向了真正的爱情，脱离红色革命这一具体的文化层面，他们依旧可以相爱，大量真正的“纯爱情”丰满了政治性极强的单调的故事情节。《大校的女儿》可谓是一个“大胆”的剧目，在“红色”的年代、“红色”的军队中，给我们展现出了一段纯洁的爱情，这种爱很高尚，甚至没有一个拥抱，没有一个吻，但是却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那种”精神依恋、精神爱情的温润，它不是一部“红色经典”，而是一曲爱的恋歌。以“红色”为背景讲述爱情，是其成功的杀手锏。
　　综观新时期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其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回归真实、回归心灵、回归真正的文艺。
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当代改编
（一）改编的兴起
迄今为止，“红色经典”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改编。第一次改编是“红色小说”的电影化，第二次大规模改编主要是“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化。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股新时期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呢？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国家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当下人们精神信仰的缺失呼唤当年“红色”电影中的英雄再度出现；当代受众新的审美趣味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经典”作为“红色”招牌具有巨大价值。
　　总之，“红色经典”改编浪潮的出现既是艺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有国家政策、商业利益的引导。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冲突却又共存的关系，各方面如果能克服自身的不足从而形成一股合力作用于文艺生产，必然对繁荣文艺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推动力，过分强调某一方面都不利于文艺生产的全面发展。从“红色经典”的改编之路来看，目前这三者显然没有形成正常的合力，导致了改编过程中瑕瑜互见、褒贬不一的情况。
（二）改编的得失和评价
纵观近年来改编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有这样几个问题十分突出。
1、没有领会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
在商品化的经济大潮中，有人误以为主旋律的英雄主义宏大叙事不会再受大众的欢迎，因此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对很多优秀作品进行庸俗化改编，消解政治，娱乐至上，嘲讽崇高与理想，不少严肃、高尚的东西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使得很多“红色经典”虚假失真，与“火红年代”的实际生活严重脱节，改编的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去甚远。
　　“红色经典”可以解构，而且具体作品、个别人物形象中僵化的、不能与时俱进的东西必须解构，但是“红色经典”中结晶的人类的共通之崇高精神不能断裂、颠覆。尽管各个时代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具体诠释不同，但其中凝结着人类的永恒精神和生命力。打着“人性化”、“娱乐化”的旗号消解“红色经典”中的共通精神和生命力，不仅误读“红色”，更误读了观众，难怪会激起骂声一片。这正是改编者误读社会思潮，简单地机械地转译流行文化，对“期待视野”作出的庸俗化判断导致的。
2、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增加浪漫情调
“戏不够爱来凑”，“红色经典”创作与翻拍总是免不了落入“革命加恋爱”滥情媚俗的故事窠臼。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似乎非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式的三（四）角恋爱就不能叙述成戏。新版《林海雪原》不惜用整整一集的情节让少剑波和白茹谈情说爱；《苦菜花》里朴实的母亲居然冒出一个地主儿子的初恋情人；《红色娘子军》浓墨重彩洪常青和吴琼花的战地情怀；《铁道游击队》中刘老洪与芳林嫂的爱情更是大肆渲染的主要戏份；新版《沙家浜》里，精明、聪慧、自信、忠诚的地下党员阿庆嫂却成了与胡传魁和郭建光都有情感纠葛的风流老板娘，原本严肃的敌我斗争变为恶俗的个人恩怨。编导们一味把主人公的情感叙述作为创新手法之浪漫，以及求新求变不甘庸常的胆识与追求，其实反而弄巧成拙，有损这类题材影视作品人物形象真善美的塑造。
3、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刻意挖掘英雄人物的“多重性格”，力图体现反面人物的“人性化”和性格化
由于人物是事件和情节的动因，是故事的第一要素，有些“红色经典”编导借口人物性格过于完美是很大的缺陷，故事有遥远的距离感，令人可望不可及，故而极力强调角色因为缺陷才会让人记住，极端的性格放在生活中是不可爱的，但放在戏剧里才是有魅力的，便一相情愿地给角色添加“缺点”，美名其曰“注入新鲜成分”，用作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和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去“讲故事”。于是，叙述话语和叙述动作要最大化地去掉脸谱化和概念化，增加生动化；对英雄的仰视要恢复到平视，对敌人的俯视要回到正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人物形象面目全非，无论新版《杨子荣》，还是张国荣版《红色恋人》等，讲出来的故事统统变成演员的本色演绎，而不是“这一个”的倾情叙述，毁灭了观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红色经典”英雄形象及其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导致影迷们由于极其反感角色被过分剥离历史真实的“注水”而逐渐流失。
(本文是“2008年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阶段成果)(指导教师：耿波副教授)作者：于婷（文学院06对外汉语专业）刘海佳（文学院06对外汉语专业）郭常喜（文学院06汉语言文学专业）苑谊彬（媒体管理学院06市场营销专业）鞠培军（文学院07对外汉语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