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大镛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多项社会职务。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几年中，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带领广大盟员，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问题的协商。他对北京市的亚运会筹备、廉政建设、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陶先生当时兼任着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民盟等一系列社会工作，他不辞辛苦，尽心竭力地奔波操劳，忙得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去。实在没时间啊！
　　陶大镛大力推动民盟开展面向社会的各类服务工作，开展了多项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活动。1990年，他组织盟内外农业专家学者组成攻关组，在北京市顺义县开展了大面积的吨粮田试验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亩产达到了1006公斤。他组织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辅导班，培训人数达一万余人次。编写了各种普教资料300余万字，远赴四川、西藏培训教师400余人，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欢迎。
　　牛平青：1995年，陶先生被确诊为帕金森综合症，但他还是不肯休息，仍然拄着拐棍，坚持工作。后来身体状况实在不太好了，才每年到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住院两次，调一调药。2003年，陶先生的病情恶化，开始用呼吸机，特别痛苦。2004年，转到了安贞医院，并做了喉管切开手术，需要借助人工喉才能发声。他因病卧床期间让我最感动的，是持之以恒地忧国忧民。一天，龙新民来看他，他借助着人工喉说：“我作为经济学家，对不起农民啊！研究了一辈子经济，还没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富足日子，我心里惭愧啊！”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当时大家都深受感动，连护工也没能忍住眼泪。
　　李翀（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住院的时候，甚至不能连贯地讲话。即便如此，在病床上他给我们讲的也是国家大事———“三农”问题、教育问题……一个人在神志都不甚清晰的状态下想的还是这些，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精神和信仰。在经济学界都有这么个说法：你可以不同意陶先生的观点，但你对他的人格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不管在观念上与陶先生有怎样分歧的人，不管他们的学术观点如何不同，但大家对陶先生的人格都是极为推崇的。
　　胡松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陶先生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他即使不清醒时都要我给他谈世界经济的问题。他的儿子陶晓永每次看他，都要向他报告世界经济的演变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他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操心啊。
　　牛平青：陶先生有几件遗憾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是，他计划写一本书，名为《大时代，小故事》，他打算在书中记录100个人生小故事，浓缩经风历雨的人生智慧。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但因病最终没有能写成，这是很大的遗憾。还有一件事，他认为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想要办一份《太平洋导报》。当时还找来了自己得力的学生商议，但后来没办起来，陶先生也是倍感遗憾。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迎来“太平洋世纪”。对此，陶大镛早在1998年就曾有过富有预见性的论断：
　　“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太平洋转移，未来的‘太平洋世纪’将会创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既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同时也存在着希望和机遇。”（二）在陶大镛心中，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大业重有千钧，然而关乎百姓民生的“小事”，他也时刻挂念心头。
　　王同勋 （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东门外的过街天桥，就是陶先生呼吁建起来的。建桥之前，师生过街只能横穿马路，那儿老出交通事故，还死过几位老师。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相关方面呼吁过很多次，但那个时候国家穷，建个桥困难挺大的。在陶先生担任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后，他就在市人大会上强烈呼吁在这里建天桥，后来市人大通过了这项决定。90年代，这座桥终于建了起来，它是我们这一带最早建成的过街天桥，对师大师生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作为社会活动家，陶大镛有着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组织协调能力。他既运筹帷幄，又通过个人魅力，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事业奋斗。
　　沈越（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是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人，这是我与他长时间接触后深刻体会到的。譬如开会遇到问题，有些学者间会发生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其他学者都没有办法。这时，主办方往往都会把“难题”交给陶先生，他说几句话、打几个哈哈就把矛盾化解了。他在对不同观点的处理上不像有些人那样搞批判，他采取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并以自己的独特魅力把和他观点不同的人吸引过来。
　　牛平青：陶先生对上对下，都是一个好同志。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家庭，却经常谈国家和世界，但他对家庭、子女的责任心却是很重的。以前他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去看过话剧；他喜欢音乐，特别喜欢《蓝色多瑙河》等交响乐，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还买唱片来听；《洪湖水浪打浪》、《游击队歌》等歌曲他也很喜欢。至于什么桥牌、高尔夫之类的活动，陶先生是沾也没沾过。他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长年住院，近来神智不清醒的时候也多了起来，但情绪好的时候，他还是会幽默地说：“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还活着呢！”他坚强乐观的精神，连主治医生都很钦佩。
　　风风雨雨九十三年，迈过波澜曲折的人生道路，陶大镛始终保持着忧国忧民之心。他胸怀苍生，襟怀坦荡，仗义执言，为民谋利，从不计个人得失。他的道德风范与人格情怀，将永远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精神版图上恒远绵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