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人才观的演变
今天的交大以理工教育闻名中外，但是南洋公学初创时期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高端法政人才的文科类大学。公学最初几年的办学活动服务于这个办学宗旨，1901年开设经济特科班，1902年开设政治班，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也多学习法政专业。
　　盛宣怀之如此设定办学宗旨，是希望在人才培养上与早一年创办的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同时也是盛宣怀的西学观从科技层面上升至政治制度层面的反映，说明其在设学目标上已经突破仅为实业培养人才的局限，开始着眼于为国家广育法律、政治、外交、商务等各类人才。这是盛宣怀教育理念的一次转变与提升。
　　1902年底到1903年初，公学接连发生墨水瓶退学事件，致使公学办学方向发生重大转折。盛宣怀改变原先拟开设政治、外交、法律专业的设想，认为学生在学习这些科目时容易引发思想浮躁，进而诱发学潮，此后公学应“专重泰西实业与留学生”，尽量向学生灌输科学，少讲社会哲学。此外，北洋大学堂因为八国联军入侵而停办，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无形中断，而盛宣怀所管工业企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这也成为促使南洋公学转变办学宗旨的一个原因。
　　从1903年开始，公学办学方向由政学转向实学，原设政治班，拟设法律、外交科一律停设，而商学为实学之一种，成为重点发展的学科，筹建商务学堂；1905年后公学相继归属商部、邮传部、交通部，则完全转向实业工程科，以培养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
　　盛宣怀倾其心力办南洋
综观盛宣怀一生的教育活动，南洋公学是盛宣怀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所学校。从1896到1905年，南洋公学创办近十年，常驻上海的盛宣怀始终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对于南洋公学，大到经费筹措、校长人选、办学方向，小到招生考试、学生出路、教习聘任，盛宣怀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而非常人理解中的只出钱不管校的“甩手掌柜”。
　　比如，对于经费问题，盛宣怀总是尽心筹措。1901年，公学的两家供款单位轮船、电报两局拖延公学拨款长达半年，致使公学经费紧张起来。盛宣怀当即致函两局负责人，措辞严厉地说：“此系额外支要款，岂能任意宕延。”两局迫于盛宣怀的压力，于当年8月份拨解全部办学费用。
　　又如，聘请师资与招生考试，他极为重视。1901年夏秋，盛宣怀主张设立经济特科班，有人推荐翰林院蔡元培担任总教习。盛宣怀两次接见蔡元培，当面详细询问后决定聘任。南洋公学招考生时，考场往往设于盛宣怀上海斜桥的家里，考卷批阅后也由盛宣怀最后定夺录取名单，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都是盛宣怀亲自录取的南洋公学学生。
　　南洋公学筹建和兴办时期，曾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几次面临中途夭折或关门停办的危机。每次出现危机时，都是盛宣怀亲自出面，极力维持，化险为夷。
　　第一次发生于1896年10月。盛宣怀上呈光绪帝奏折，要求兴办南洋公学。然而，光绪帝谕旨表示，办学可以，不用盛宣怀出钱，“以崇体制”。盛宣怀清楚知道，甲午战败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国库空虚，所谓不用他筹款而由政府拨款的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这样下去学堂不知何时才能办成，必将胎死腹中。育材心切的盛宣怀并没有遵从谕旨，等候国家拨款办学，而是坚定地利用电报、轮船两局捐助的筹资渠道创建了南洋公学。
　　1899年公学面临了第二次办学危机。钦差大臣刚毅南下南京、上海等地，以筹措海军军费为名，指令盛宣怀停办南洋公学，将轮船、电报两局提供的办学经费10万两移归国库。盛宣怀一方面极力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一方面反复与轮电两局股东商议，每年筹措相应经费，充作海军费，又一次度过了停办危机。
　　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02年10月。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导致一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并由此引发全国新式学堂的学运高潮。很多守旧官员纷纷上奏清廷，要求停办新学。不少新式学堂因此停办，但是盛宣怀表示南洋公学绝不能停办。他对学部大臣张百熙说：“弟学识谫陋，何足以言兴学，惟办事必需人材，成材必由学校，故不惜延访通人，创开风气，而自忘其才力之不及，始终不肯退步。”在公学生死存亡关头，盛宣怀的“始终不肯退步”，使公学得以传承不辍。
　　1903年墨水瓶事件过后，又逢盛宣怀所管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被袁世凯接管。袁指示两局停拨公学经费，要求公学停办。1月24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闻南洋公学已罢散，能否趁此停办？或请南洋另筹款。”2月3日，盛复电称公学“并未罢散”，坚决不同意停办。他一面裁撤译书院、东文学堂及特班师范班，以收缩公学规模；一面另募款项，又使公学顺利度过此次危机。
　　盛宣怀是近代著名教育家
交大著名校友、1920年代校长淩鸿勋曾说：“盛氏虽为政治上一牺牲者，然对于南洋公学则为一首创之功臣。”盛宣怀在办理南洋公学过程中，顶住了重重非难与阻力，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积极倡导兴学救国的办学目的、学以致用的办学原则、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开创新的办学模式、努力寻找中西教育的结合点，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作为教育家身份的盛宣怀早已受到人们的关注。蔡元培早年曾说：“逮盛杏荪先生瞭于大势所趋，始奏立南洋公学，以与北洋大学并峙，其规模宏远，不特为当时华校所罕见，抑亦在华西校所难几然。”高度评价了盛宣怀首开南北洋大学的教育功绩。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在1932年《新中华教育史》一书中称清末制定全国学制时，“李（鸿章）、张（之洞）的议论，和盛宣怀的事业，并为后来国定学制的先声。”也就是肯定了盛宣怀的办学实践活动在1902年和1904年两次全国性学制的颁布实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988年近代史专家夏东元在考察了盛宣怀教育生平事迹后认为：“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促其成者为盛宣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给予一个席位。”2004年，夏先生又在《人民日报》刊文明确称盛宣怀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早期的实业家、教育家”。
　　我们认为，从同光年间因发展实业需求而不自觉地办理单纯性不成体系的技术学堂，发展到甲午之后顺应时变主动设立正规体系的近代高等学堂，再到20世纪初年以遣留学、开译院、设图书馆以辅助学校教育的大教育模式，作为实业家的盛宣怀终其一生参与了整个晚清时期近代教育的过程。他以对新式教育的敏锐感和付诸实施的能力，首创中国近代最早的两所大学、最早实施近代三级学制、最早开设师范教育，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际推动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