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总是怀着很多美丽的理想。解放后，我想过参军，想过做教师，想过当记者。1950年底，我初中毕业后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正准备入学的时候，团市委推介我去长沙日报筹备处工作。长沙市那时有很多报纸，如湖南日报、大众晚报、晚报等，却没有长沙市委的机关报，于是市委从长沙各个部门抽调一批人组织成立长沙日报筹备处，社址选在黄兴南路市零售公司内，组织领导我们的是一位曾当过教师，颇有文化政治素养的年青党员。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大学、中学毕业的学生，是什么都不大懂的，但大家热情很高。报社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社领导组织我们学政治，学新闻，请湖南日报资深记者、编辑给我们讲解新闻理论和采编业务。那时长沙刚解放不久，各项政治活动比较多，长沙市各界群众频频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美国出兵侵略朝鲜，领导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我们这些“新兵”下去采访，算是锻炼和提高我们的新闻业务水平。我还记得领导传授业务知识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大报校对主任将美国共和党主席胡佛误排为共产党主席胡佛，被撤职处分了，这件事对我教育极深，让我终身难忘。
　　在长沙日报筹备处没搞多久时间，因市里进行民主改革急需干部的缘故，报社被撤销，干部分别调往全市各个地方。我先后被调到长沙市委、长沙市检察院工作，并下放岳麓区劳动锻炼一年。1958年下半年我调到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人生中真正的记者生涯。那时我二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敢闯敢冲。台里清一色的年轻人，都只有二十多岁，总编辑也只是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台里同志很团结，很有干劲，报道任务完成得有生有色。当时，市台和省台在一栋楼办公，他们省台很羡慕我们市台这些生龙活虎的年青人。
　　我在市电台只干了一年左右时间，1959年秋季由组织派送并经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此期间，正是经过“反右”、“大炼钢铁”后，国家重振教育，重视抓教育质量时期，因此在学校扎扎实实学习了五年。经过大学系统学习，我深入了解了有关新闻的专业知识，还认真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理论，并且读了一点外国文艺理论和作品。在湖北日报实习半年后，我根据四年多理论学习以及实践，认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论通讯中怎样写人的活动》。这些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为我日后的记者和编辑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秋季大学毕业后，我调回省广播电台（市电台撤销）工作。此期间，应是我将所学新闻理论和业务运用到实践中最好的时期，也是我一生中最为愉快和幸福的时期。我搞过党政文教报道，到湘西当过半年记者，还搞过广播教学。我记得大学毕业回电台工作的时候，正值中南五省戏剧汇演刚刚结束，湖南三台现代花鼓戏《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得了一等奖，在长沙市公演，我有幸对李谷一、张建军、李小嘉、钟宜淳等精彩的演出进行了观看和采访。我负责党政文教频道期间，常有机会参加一些重要活动，如采访报道历届省党代会、省人大会和省政协会。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非洲国家的元首赠送了一批芒果给毛主席，毛主席后来又将芒果转送给全国各省市，当时湖南省党政军领导华国锋、黎原等去机场迎接，我亦受电台派遣前往采访，见证这一历史事件。我有一次参加省党代会，原省委书记张平化接见部分党代表时说：“你们是全省知名的劳动模范、党代表，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们应戒骄戒躁，继续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做好工作。”我接触过很多领导同志，他们都很平易近人，理论水平很高。
　　建 国后，我国的政治运动是比较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谓达到高峰。每当首长发表最高指示或开展一项重要活动时，电台编辑部就像撒网一样，将全体编采人员撒下去，那时没有汽车可供代步，录音设备也没有现在先进，每个人都背着一部笨重的钢丝录音机，乐呵呵地骑着脚踏车下去采访那些省、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知名人士以及部分群众。回来还要写稿录制，真像打仗一样，但那时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和不满情绪。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电台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了，修建了一栋又一栋高楼大厦，有先进的现代化广播电视设备，采编人员配备有电动车、小汽车，电台由单一的广播发展为广播电视，名声美誉日渐扩大到全省、全国乃至世界。
　　我离开省广播电台虽有三十多年的日子了，但我调到中医药大学后，大部分时间仍是干着编辑、记者工作，只是天地范围缩小了些罢了。我的美好的记者生涯，在我回忆里永远留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