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科大学习，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当时有好几所大学做招生宣传。北大、清华、科大我都考虑过。我还去了北大物理系参观他们的实验室。但当时科大招生宣传是由钱三强、华罗庚等科学家做报告。我听了钱三强先生的报告后，备受鼓舞，就下定决心考科大了。
　　1962年的高考非常公正，基本上不看政治条件，分数是唯一标准，我如愿考取了科大。科大在当时师资力量不如北大、清华。北大、清华都是长期积累的，而科大1958年才成立，当时临时从中科院各研究所，以及大学刚毕业的学生里抽了一批人当老师。但科大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由最好的老师讲基础课，由院士（学部委员）们亲自给学生讲课。像华罗庚先生就给数学系一年级学生讲高等数学，严济慈、钱临照院士给各系讲普通物理。这一做法给我深刻影响，到师大工作后我也一直认为应该重视大一、大二的基础课，基础打好了，以后就不会有很大问题了！
　　在大学阶段，国家的经济状况在不断好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前三年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科大的学生都很拼命，大家学习都很努力。当时科大的主楼日夜灯火通明，有时开夜车的还没走，开早车的就来了。所以在当时的北京中学生间就流传一句话：“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这话我是深有体会的。
　　大学前三年，我除了参与政治活动、体育锻炼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之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书上了。假期大多数人不回家，一是因为有的同学家境困难，来回火车票虽是半价但也舍不得，再一个就是想在假期看看书，那看什么呢？有的同学就看学过的书，去复习。我觉得自己数学不怎么好，科大的数学学得很难，考试题更难。我问一位上海来的同学，你都怎么学数学的啊？他说你光看课本有什么用啊，你得看费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上的题。我当时就照做了，第一个假期我看完了《微积分学教程》第一卷，后来我又用了大概四五个假期看完了《微积分学教程》八册中的五册。但实际上连莫斯科大学数学系都不要求看完，他们也只是看简写本《数学分析原理》。除了数学外，另外我还看了很多相对论的书。那时找不到一个懂广义相对论的人，我就利用假期买书自学，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分别看三种书：物理、数学、还有就是马列主义。那时我就读了坦盖里尼写的《广义相对论导论》，还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和柏格曼著的《相对论引论》的一部分。虽然没有读懂，但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政治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很多原著当时我都看过。
　　后来接触相对论领域是在中科院相对论小组。当时湖南的一个教师做了一个摆锤实验，提出一些猜测结论，引起一些争论。于是中科院成立了一个研究相对论的小组，组织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天文台及科大、清华、北大的一些人参与研究。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老先生们都受到冲击，所以各单位去的人都是年轻科研人员和学生。因为对相对论有兴趣，科大选了我与朱清时（后来曾任科大校长）两个学生去，但是我只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因为政治原因提前离开了，后来朱清时也离开了。这个小组后来演变成批判相对论的小组，再后来又演变成今天中科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虽然我对批相对论没有兴趣，但是因为可以得到一个合法的读相对论书籍的机会，还是很高兴的。
　　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我学得非常扎实，到四年级开始分专业，我分在激光专业，这是全国第一个激光专业。当时是由中科院物理所和半导体所负责科大的物理系，钱临照院士主持教学工作。很多课都由钱临照先生亲自上或亲自安排，基础课是严济慈先生上，当时关肇直、吴文俊等先生也都在上基础课和专业课。
　　后来国家形势好转，但与苏联关系恶化，我自己有了更深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科学工作做贡献，很希望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但因为政治原因也没有机会。
　　其实我仅仅上了三年的课，四年级搞了一年的“四清”，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此前我上的三年的课非常重要，我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依靠当时那三年的基础。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我们没有学完本科课程的机会。希望现在的学生能够珍视机会，大学四年能够扎扎实实地学习。
　　1967年我大学毕业。由于“文革”毕业分配拖了一年，1968年才正式分配。我被分配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哈尔滨石油化学研究所。结果去之前又让我在部队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因此，我从大四开始，一年“四清”、两年“文革”、劳动两年，前后五年完全脱离自然科学。到了研究所干的也不是我学的东西，因为是化学研究所。我在那里搞的是X光衍射实验，研究催化剂等等。后来研究所希望我学核磁共振，就派我来师大物理系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到师大听课，也没有想到后来竟会来这里工作。
　　我回所之后，就想着考研究生。我最初是想考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也曾打算考科大，但是它南迁到合肥去了。后来看到北师大也在招相对论专业的研究生，我就写信把我的两篇稿子寄过去了，一篇是写马赫原理的，另一篇是关于宇宙学红移的。天文系老师回信欢迎我来，我就决定考师大天文系的研究生。当时师大天文系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天文系之一，另外一个在南京大学。考试我没有特别重视，指定的参考书我认为比较简单，也没下功夫复习。结果高等数学考的都是技巧问题，考得很糟糕。第二天考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开始一看八道题一个也不会，但是想想总不能交白卷吧，于是就在那坐着，后来一看，第八道会做！第七道也会，最后就把八道题倒着给做出来了。
　　最后我就靠着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把总分给提上去了，复试时刘辽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当场拍板要我，于是就考进了北师大。当时北师大天文系只招了两个相对论的研究生，都是刘辽先生带的。我三年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和物理系的研究生一起上。当时学生都很努力，都很珍惜文革后来之不易的稳定环境和学习机会。因为我在研究所已经开始搞科研了，有一定的科研经验，但相对论研究还是刘辽先生把我领进门的，基础是他帮我打好的，最初的课题也是他帮我选的。我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开始发表论文，在刘先生的带领下逐渐钻研进去，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后来又一直得到他的指点。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搞的研究比较多，一共做过十二个研究题目，成功了六个，发了六篇论文。
　　毕业之后我留在了物理系工作，一方面继续搞黑洞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跟着老教授听了两年课后，就开始讲课了。师大老师讲课非常认真，特别清楚，刘辽、喀兴林、梁绍荣、高尚惠、梁灿彬等老师讲的课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来的教学工作很受他们的影响。总结自己的特长主要是基础较扎实，物理图象清晰、想象力比较丰富，而且具有跳跃思维，容易找到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