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8年开始进入北师大相对论研究团队。这个团队为相对论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之前，中国只有零星的相对论研究，没有形成气候。“文革”期间，一些初级的相对论探讨在混乱中出现。真正的相对论研究是从“文革”后开始的。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神州大地的时候，一些在严寒压抑下顽强生存的相对论探索者，开始出来宣传、普及这一理论，并逐步展开了合法的研究活动。以刘辽先生为首的北师大相对论小组，是当时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和普及相对论的团队之一（另外两个分别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
　　刘辽先生祖籍湖南湘潭，1928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刘辽先生的父亲刘朴是著名的中文教授，上世纪20年代后期应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之邀，到该校任教。其时，日寇亡我之心已昭然若揭，刘朴教授悲愤之至，为自己新生的四子起名为“辽”，字“子复”（给他三哥起名为“沈”，字“子恢”），意在恢复辽沈。强烈的爱国之心又促使刘朴教授写了一篇《过辽论》，揭露日本鬼子与汉奸亡我中华的阴谋。这篇论文当时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因而受到日本鬼子的注意，把刘朴教授视为眼中钉。于是，刘朴教授不得不于“9·18事变”前夕举家迁往关内，以躲避日寇、汉奸的迫害。
　　1947年，刘辽先生在重庆上中学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反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地下活动，秘密散发《挺进报》。正当他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川东地下党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现，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刘辽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幸亏在此之前他已离开四川，于194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平，刘辽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他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活动，监视一些特务学生的行踪，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北京大学的阴谋，满腔热情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民青联盟”成员本可自动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刘辽觉得革命已经完成，以后主要任务是科学技术救国。因此他没有转团，而是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
　　1956年，刘辽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工作。不久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刘辽也被卷入了洪流之中，“右派”这顶帽子，他一戴就是十八年。此后，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刘辽先生被反复批判、劳改，他和家属长期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和各种歧视。但是，刘辽先生没有被巨大的压力所压垮。他利用劳动之余努力钻研科学著作，特别是广义相对论，坚韧地希望凭一己之力进入科研领域。在劳改之余学习理论物理，在黑暗中形成了师大最初的相对论小组。改革开放之后，刻苦钻研相对论近20年的刘辽先生成为了广义相对论的积极传播者和科研专家。他走出校门，到处讲学，形成了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当时全国研究相对论的人，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出自他的门下。
　　80年代初，北师大相对论小组的梁灿彬先生赴美国追随国际著名相对论专家瓦尔德（R.Wald）和杰拉奇（R.Geroch）学习广义相对论，把用整体微分几何表述的现代广义相对论形式引进中国。梁灿彬先生把大量精力投入现代微分几何与广义相对论的教学与传播，为推动中国的相对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北师大相对论小组对中国相对论事业做出的第二波贡献。“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曾连续听了梁灿彬先生好几个学期的讲座，有关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追随刘辽先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一是黑洞，二是时间的性质。他直接指导我进入了黑洞量子热效应的研究和引力波的研究。他的讲义中介绍了著名物理学家朗道关于“同时传递性”的工作，一般相对论书籍和文献都不涉及这一重要问题，它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此后的若干年中，在发表大量黑洞热性质论文的同时，我一直断断续续地思考“同时性”问题，思考时间能否定义的问题。
　　1985年，我出国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另外一位重要老师———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教授。
　　普利高津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早在1979年就曾来我国参加“第一届全国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术会议”。他多次邀请我国学者到他领导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维国际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研究所，及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去工作、进修、访问，并经常与我国有关单位交换学术资料，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在非平衡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对政治普利高津从不直接涉及，但他很希望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和谐相处。比如说，在他的研究所里有中国、印度等好多个国家的学生，我跟一个印度学者处得比较好，他很满意；如果不同国籍的人闹意见，他就不太高兴，他觉得不应分民族种族。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术活动比较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图书资料也非常全，让我很受益。
　　在一般人看来普利高津早已功成名就，当时年逾花甲的他应该享享清福才对，但他一直非常勤奋，假期也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每天的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的。要见他的人或他要见的人都事先通过秘书约定时间，往往因为前一件工作拖延而把约见的时间推后。有一次他让我第二天下午去见他，我提醒他第二天是法定假日，他说他知道，他会在办公室等我。
　　在我心目中，普利高津是个帅才。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他手下一些人看不惯他这一点，说他什么都研究，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帅才的表现，其他人都不如他。他对统计物理，对宇宙演化，对量子理论，对历史都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是“时间箭头”，是时间方向性和流逝性（即不可逆性）的根源。他曾推测宏观不可逆性源于微观不稳定性，在这方面花过很多时间。他曾几次对我谈到宇宙演化中的熵变化问题。那段时间我看了许多非平衡统计的资料，对相对论性的非平衡统计理论做过一些探讨，花了不少时间思考“时间箭头”问题，但都没有取得重要突破。不过，有关探索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时间”问题的兴趣，使我认识到“时间”问题远比“空间”问题来得复杂，内涵也更为丰富。
　　此后，对“黑洞”和“时间性质”的研究伴随了我的几乎全部科研生活。我一方面继续开展黑洞量子热效应和信息守恒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对时间的定义、时间有无开始和结束，以及时间的流逝性等问题进行思考。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对得起几位导师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