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爱的导师吴宝康先生永远地走了，噩耗传来时，上午的天空竟黑如夜色，大风把雨水拉成斜线重重地摔在地上。凝视窗外，我的心被这双重阴霾压得沉沉的，止不住的泪水抛洒着难以抑制的悲痛。
　　头一天下午，病榻上的先生思维还是那样清晰，谈吐还是那样真切，我简直不肯相信这是一位被报了病危的老人！他连续半个多小时和我们说的都是人民大学和档案学科，他为人大已有的发展而兴奋，为人大未来的发展而思虑，对投身半个多世纪的档案学科满怀期望，其心其情溢于言表。年逾九秩的先生多年行动不便了，视力也只剩下一点光感，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获知学校这些事件的，也不知道他如何始终置心于事业之中。我不停地为他擦拭额头渗出的虚汗，暗暗希望他能说一点个人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一句也没有。当我们告别时他大声说：你们一定要把人民大学办好！没想到这就是先生和我们的诀别之言！
　　吴宝康先生的革命生涯带有传奇色彩，他17岁进入上海英商汇丰银行，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洋商银行第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不久他接受地下党的任务，放弃了稳定的职业秘密离沪，参加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根据党的要求他没有向亲人流露自己的去向，全家人为他的“失踪”焦虑不堪，年迈的奶奶临终前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先生每每提及此事都会百感交集，直至他的晚年。战争年代他先后在中共东路特委、新四军、中共华东局从事办报、调查研究和资料工作，转战于江南地区，直至新中国成立。
　　吴宝康先生在中国档案界是一座山，作为新中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引领者和见证者，与曾三先生、裴桐先生并称为档案三老，他的长者风范，学者风骨和贤者风尚为档案界几代人所敬佩。先生是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教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1952年带着一纸调令从中央办公厅到人民大学来办档案教育时，这里没有一位教师，一本教材，他率几名新兵在一片空白中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文革之后的学科恢复可以称得上 “二次创建”，1973年吴宝康先生以一个普通党员的名义给周总理、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致信，要求保留档案系的建置，1978年时人民大学恢复时先生主持召回旧部，延揽新人，清理思想，重整旗鼓。对于各地高校档案学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先生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几十年来吴宝康先生为中国档案学科的建设奔走呼吁，开拓耕耘，在中国的档案教育事业上的开创之功、领军之绩有目共睹！
　　吴宝康先生在档案专业老师们的心中是一座山，这种威望来自于他的资历、阅历、能力和人格魅力。先生用他超前的眼光，坚定的意志和宽广的胸怀把一代又一代档案学者聚拢在这里，共同投身于档案学科建设，不少老教师对吴老抱有由衷的敬佩和深厚的感情。作为学科奠基人，先生从不固守自己开创的城池，他在学术上不断超越既有，预测未来，其前瞻其勇气常使后生自愧不如。早在1958年，先生就提出要摆脱对苏联档案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创建“中国化的档案学理论”；1984年提出：“档案学要研究新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85年提出了“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以及“档案学研究要面向世界”的思想等等。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先生“永不言败，永不言退”的精神激励着老师们在这个小学科中打拼奋进。先生的待人之道也深为老师们敬重，他用人所长，提携后人，不计前嫌，任人唯贤的气度让大家乐于在其左右工作。“文革”中先生遭遇残酷批斗以致腰疾，“文革”后恢复档案系时，他不以“站队”划线，广揽人才。当有人问及“文革”中谁参加过对他的批斗时，先生淡淡地说不记得了，此等胸怀境界怎不让老师们叹服？
　　吴宝康先生在我的心中也是一座山。这不仅是因为他身材魁伟，风格稳健，威望颇高，更因为他有着不倒的信念、不懈的追求和不衰的意志，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档案教育事业。作为吴宝康先生首批2名硕士研究生之一，三年中我和先生多有接触，先生的学识风范春风化雨般地浸润着我的心灵。先生为我们设计了全套培养方案，亲自给我们上了一门课，提供了很多学习和调研的机会，使我们受益匪浅。记得先生上第一课时讲到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严肃的，亲密的，实事求是的”，“教师既要把学生引导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学术境界之中，又要给学生充分的思维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是我读书最密集的时光和真正理解档案的开始。毕业后，因为师生情谊和工作关系我一直和先生联系较多，先生对档案教育事业的忠诚执著，为人的豁达仁厚每每让我肃然起敬并以为楷模。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恩师这座山，让我仰望人生的伟岸，领略心空的宽广无际。(作者系我校副校长)
5月3日得知了吴宝康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在为我国档案界又少了一位开山领军人物扼腕叹息的同时，丝丝感伤不免涌上心头。
　　虽然我并非专攻档案专业，无法在学术范围之内向吴老学习，但也曾有幸作为冯惠玲副校长的工作秘书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吴老几次。老人的传奇曲折人生、耄耋之年的清晰思维，以及他作为冯惠玲副校长的研究生导师与冯副校长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都让我感触颇多。
　　第一次见到吴宝康先生是在2006年6月的一个下午。当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我随冯惠玲副校长、学校办公室孙华玲副主任一同赶往北医三院，看望病榻上的吴老。在路上，我一直在想，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传奇革命经历的上海洋商银行界第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一位为国家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档案专业人才的知名学者，吴宝康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步入病房，吴老正在打吊瓶，虽然躺在病床上，仍掩饰不住他身材的高大。出乎意料的是，老人虽然已经年近九旬，但思维异常清晰，且听力完全正常。吴老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就开始询问学校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情况。冯惠玲副校长坐在吴老床边，身体半俯，柔声细语地与自己的导师进行交流沟通，金黄色的夕阳暖暖地从窗口斜照进行。当时的情景，像极了一幅温暖的油画，格外让人感动。
　　第二次见到吴宝康老先生是2006年的教师节，我校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专门在学校中区食堂为吴老举办“庆贺吴宝康教授90华诞”宴会。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纪宝成校长专门为吴老写了贺信，并委托学校办公室送上了保暖羊绒套衫；程天权书记顾不上周末休息，专程赶往宴会现场，并亲自题写了“纪年合献九如颂，添闰当称百岁人”的寿联；国家档案局局长兼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也亲临现场，并代表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向吴老赠送了一幅对联：“创建档案高等教育毕生做贡献，培养兰台专业学子一世倾心血”；以冯惠玲副校长为代表的吴老数十年精心培养的兰台弟子们和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师生代表们也赶到了生日庆祝会现场。
　　当时，学校档案馆为吴老送来了学校第一任校长吴玉章任命吴老为人大档案馆第一任馆长的委任状复制件作为生日贺礼。在欣然接受委任状的同时，吴老十分准确地说出受聘时间；一位年过中旬的学生走到他身边，刚刚说出祝贺老师生日快乐，吴老便亲切地叫出他的名字……看着吴老在欣赏师生们精心排练的节目时那陶醉的表情，看着吴老身边如鲜花般簇拥的学生们脸色那甜美的笑容，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何等光荣、幸福和快乐。
　　第三次见到吴宝康老教授是2007年春节前夕，我跟随冯惠玲副校长及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曹老师到吴老家中探望。冯惠玲副校长专门嘱咐曹老师，希望学院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予像吴老这样的老同志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对于物质条件，吴老很是淡然，说自己革命一生，对组织、对学校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看到档案学科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也希望学校的各项事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繁荣。一字一句，都饱含了一位老革命家、一位老知识分子和老人大人对学校的深情厚意。
　　临别时，冯惠玲副校长握住吴老的手，关切地询问还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吴老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便没有再说一句。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可在林园那间普通的小屋里，师生之间的情意和同志之间的关怀却在久久的回荡，使人心中倍感温暖……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应北京市政府的委托而成立，经历了人文奥运研究的全过程，我们提出和谐是人文奥运的灵魂和核心，和谐是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我们的观点得到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的认同和采纳，我们也参与了北京人文奥运行动计划的政府文件起草工作。时至今日，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北京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已没有什么悬念。关于“人文奥运”的研究，似乎也到了尾声，很难再提出有价值的创新见解。可是，当奥运会的脚步愈来愈近的时候，我们感到一种紧迫，我们必须思考，在落实人文奥运的行动中，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同时，如何使北京2008年奥运会更加精彩？我们的人文奥运，与以文化为主题的往届奥运会，例如雅典奥运会，有什么不同，我们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奥运会在一个具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度举行，如何使中国文化为奥运会做贡献，如何使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和转折点意义的奥运会？如何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让奥林匹克与中国文化交融，让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为次，我们经过反复研讨，尝试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我们应充分理解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和谐精神。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由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所决定的。在中国早期文化关于世界本原的种种看法中，认为构成世界要素是 “多”而不是 “一”，是“阴阳”二气或水、火、木、金、土“五行”，这些观点占了主流。正是在承认多元和差异的基础上，生成了“和”的观念，形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看法。奥运会既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展示的盛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指导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核心思想。展示中国文化，就必须很好地展示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和谐特质。在展示元素上，可以包括阴阳、五行这些形上理念，儒释道三教的共容共存，五十六个民族的和谐共处，民族体育文化的繁荣多彩。
　　我们应看到中国文化的悠久与连续。以文化为主题，注重通过奥运会展示本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化成就，是最近几届奥运会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势，在雅典奥运会上，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思考，相对于通过展示文化而获得巨大成功的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在文化展示方面的特色是什么？怎么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独特之色。我们认为，应当看到中国文化的悠久与连续，而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独具的优势。世界有七大文明古国，中国是惟一未曾中断其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直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贡献。相对于一些国家将展示内容定格在辉煌的古代，我们则应看到中国文化绵延不绝、辉煌迭现的五千年历史。相对于刹那的永恒，我们更应体现的气势磅礴的文明史诗。这样的文化展示，既是展示着我们的历史，也是展示着我们的未来：我们有理由告诉世人，也有理由激励我们自己，崇尚和谐、讲求礼仪的中国文化，仍然富有生命活力，仍将迸发异彩，仍将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
　　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人文奥运的和谐思想，以人文奥运丰富和发展奥林匹克。在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使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国文化充分的交融。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超越精神给我们以激励，与我们民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健精神相互呼应，同时，《奥林匹克宪章》所倡导的和谐理念，与我们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和谐精神，有着根本的一致性。正像奥运会的五环旗所指示的，奥林匹克是超越了地域的，是属性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从雅典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欧洲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奥林匹克必然是多文化的与跨文化的。当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时候，五千年积淀的悠久文化与灿烂文化，使我们有充分的自信，让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相互丰富、相互补充，尤其是凸显和谐思想方面。我们应看到，现代奥运会正如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当年所担心的，一直存在着过分注重竞技比赛的倾向。在参与起草北京人文奥运行动计划时，我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的学者以及其他研究单位的学者，就曾提出起草《奥林匹克北京宣言》的建议，他们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发表一份明确的宣言，能够推动国际奥林匹克界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体育的发展必须真正造福于人类，必须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追求和谐和追求超越一样，应当成为奥林匹克的指导原则。我们应当通过最大的努力，使北京奥运会至少应当从理念上，从思想上，成为奥林匹克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就此而言，作为奥运会特别项目的中国武术等民族体育项目，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体育表演，而是一种更高的、富有价值的文化理念和体育理念的展示，那就是将强健有为与追求和谐的精神有机会融合在一起。
　　我们应当充分理解 《奥林匹克宪章》的和谐理念。《奥林匹克宪章》强调奥林匹克为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服务，为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服务。《奥林匹克宪章》强调奥林匹克的教育功能，希望通过青年人面对面的接触，增进友谊，促进和平。在奥林匹克诞生地的古代希腊，他们为世界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发展人类体力的奥运会，一是发展人类智力的哲学。体力与智力的协调发展，正像伟人毛泽东所说，乃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与希腊人相似，中国人既发展出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也发展出影响着世界的伟大思想。希腊哲学勃兴的时代，正是中国百家争鸣诸子并起的时代。在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交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的历史性时候，我们也提议，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邀请世界各国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在中国北京举办一个 “哲学的奥林匹克”，共同研讨“和谐”思想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共同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全面发展。
　　（作者系哲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校建立完善了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研究与策划机制、实践项目评审机制、实践成果分享机制，并通过举办“社会实践辅导营”、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网”等形式，创造灵活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积极创造科研成果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渠道，构建学生社会实践的良好平台。其中包括大力推进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落实“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开展博士生挂职工作，承担大型课题委托调研项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设立集中组队项目，加强社会实践自主申报项目工作，围绕与学校学科优势相关的特定主题，以咨询、培训、宣讲为主要方式开展研究生调研与社会服务等。
　　据统计，2006、2007年，我校自主申报社会实践项目学生年均已接近2000人，实践和调研主题涉及农业税费改革、支农惠农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权益保护、城市化与城乡结合部管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房地产开发、小城镇建设、国企改革、民营企业发展、NGO与志愿服务发展、奥运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生态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与法治建设、社区矫正、新型传媒发展、青少年问题、公共卫生、公共文明、生育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产生了一大批反映现实问题、提出合理建议的调研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国家公共危机安全管理系统研究”、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爱女孩”调研项目、财政部委托课题 “公共财政建设课题”等10余项大型课题的调研工作都有我校学生团队参与。
　　要有勇于创新、追求真理的勇气———温家宝总理寄语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叶茂，曾就读于我校财政金融学院，2006年当选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校董会学生董事，被称为该校109年中国留学生史上的一个突破。在康奈尔大学第142届开学典礼上，叶茂以校董身份致辞，用孔子的教育思想阐释康奈尔大学的办学理念，在师生和家长中反响热烈。“我非常诧异于我在人大学习的理念能够感动大洋彼岸的学生。”叶茂说，自己竞选校董成功的原因同样在于谈的是美国问题，用的是中国式的思维和策略。他认为，母校提倡“培养在东西两个文化平台上漫游的人才”很有启发意义。
　　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实验班学生必须系统学习经济学和数学系所有专业必修课，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以期成为运用先进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本土化人才。“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的直观认识，更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在学术提高的同时，也受到一次独特的道德教育。”2005年暑假，实验班学生各自深入基层从业，体验民营中小企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合作编写了草根经济调查报告与《草根经济学》一书。
　　扎根中国土壤兼具国际视野，人文精神融汇科学精神，知行并举道术并重，在实验班学生身上，反映了我校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不仅是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终极福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纪宝成校长指出，大学要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必须注重重构基础、反映前沿、交叉融合，按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来重新设计与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注重以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创新性思维，以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品质，关注现实、关注前沿的学术品格，严谨勤奋的学风和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善于与他人团结合作的协作精神促进创新性人格的养成。
　　以通识教育改革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为切入点，通过体制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探索在我校全方位展开。
　　在本科教学中，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注重实践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学校制订了《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社会调查管理办法》，规定学生社会调查为必修课程，列入教学方案，选派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调查计划、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成绩评定。
　　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落实以科学研究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规定没有课题的导师不得招收研究生，发挥“导师组制度”的积极作用，加强导师整体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训练和科研创新的指导；以加强“研究生主文献制度”为契机，引导学生迅速进入学科前沿，加强学术能力的培养。
　　适应因材施教的需要和学科特点，学校完善了主辅修制度、第二学士学位制、本硕连读等弹性机制；各学院出现了模拟编辑部的情境教学、诊所式法律教学、知识产权课的互动式教学、西方哲学史的“问题式”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具有探索性的人才培养模式陆续建立起来，如中美金融学高级实验班强调双语教学、本硕连读、合作培养、名师任教、原版教材，国学院强调借鉴现代西方学术方法、打破人文学科内部学术壁垒，理学院强调学科交叉、跨领域研究等。
　　学校坚持每年开展院、校两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同时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建立了严格、规范、权威的评审机制，从中选拔优秀作品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配合“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还设立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并给予专款支持。
　　把社会实践与服务社会、专业学习、学术创新相结合，我校人才培养结出硕果。
　　学校先后10余次获得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连续23年获得“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近100支社会实践团队获“暑期社会实践北京市优秀团队”，近40人获“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先进班集体标兵”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党支部，“全国十佳志愿服务先进集体”青年志愿者协会，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廉思等一批先进性示范群体和个人不断涌现。
　　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我校是唯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参赛高校，也是文科类获奖作品最多的高校。在连续十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我校入选24篇，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位居第一。在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我校学生多次获得金牌并代表国家参加总决赛。
　　在第一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中，我校入选40项，其中既有紧密联系国家最新政策如《关于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关系的综合调查》，也有深入基层关注民生如《关于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实例研究》等。
　　风气无形，催人有为，累累硕果孕育于宁静校园。近年来，在大力加强校园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学校积极营造“教师重教、学生向学、宁静圣洁、自由和谐”的学风、教风和校风，为提高教育质量，理论服务实践，人才服务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