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在华岗校长倡导下，山大开设了全校性的政治大课，诸如学习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等。有的课是华岗校长主讲，有的课是山大文科一些有学术造诣、思想进步的教师担任。其中赵俪生先生就是主讲教师之一。有一次他在青岛山大化学馆讲课，我作为助教随堂听讲。赵先生讲课不仅有深度，有逻辑性，而且讲得有声有色，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能吸引人、打动人，我和学生一样，听得津津有味。赵先生还常引用马列的原话，说明和分析问题。当讲到恩格斯时，赵先生讲了个原音恩格尔斯（F·Engels），引起了学生哄堂大笑。赵先生生气了，认为学生不尊重他，拂袖而去，回到办公室。学生都原位未动，静静地坐着。经我解释，赵先生忠于原音，讲得对，但学生听起来不习惯，绝无他意。赵先生这才心平气和，重回课堂继续讲下去。听赵先生这堂课，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已50多年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上，有三位主角，一位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人赵俪生，一位是“论战勇士”孙祚民，一位是有独到见解的孙达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单位，但知情人都清楚，他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人。那时赵俪生先生是老师，孙祚民、孙达人都是他的学生。真是各师出高徒啊！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赵俪生先生在史学研究上的开创性和成就，也是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历史系“八马同槽”盛况的一个见证。
　　1984年初夏，我应邀去兰州大学讲学，是给一个甘肃省全省性德育教师讲习班讲《伦理学》。这次到大西北收获颇丰。不仅结识了德育界的许多新友，还大开眼界，目睹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姿态万千的壁画和万里长城西部起点嘉峪关。还有让我难忘的就是看望赵俪生先生。第一次看望他不在，他知道后，热情地约我到他家吃顿便饭，喝盅小酒。这是我们家乡亲朋友好相聚时，经常说的一句饱含深情而又十分亲切感人的话。那天他亲自上街买的菜，高昭一先生掌勺。菜很丰富，酒很醇香。句句乡音，叙往事，话友朋，谈了当时山大的状况，许多相识教师学生的工作的变动和职务的变迁。我记得赵先生说，我们是邻县，我是安丘，你是诸城，我们还有点亲戚关系，我和你父亲（指家父臧克家）还是表兄弟呢！这些话是多么亲切感人啊！赵先生还谈到，兰大对他很尊重，安排照顾得很好，还为我已提升为教授、外出讲学高兴。这是我55岁时和年长我12岁的赵俪生先生的一次促膝谈心。这哪里有什么辈分之分和年龄段差异啊！那么热情亲切，那么平易爱人，这就是24年前深印在我脑海中的赵俪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