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书信》内涵十分丰富，既全面包含了钱老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又充分展示了钱老崇高伟大的精神风范，如钱老挚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开拓创新、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超脱境界，引领后学、甘为人梯的宽大胸襟等。对此，已有不少文章做过详细论述。笔者现从“宽”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和揭示《书信》里的大师风采。
钱老的“宽”，在于以人为本、宽以待人。钱老坚持以人为本，急他人之急，想他人所想，真诚关心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尤其是特别关心年轻人的发展和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他曾多次强调，“要重视学科和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保护。对于任务过重的同志要适当调整其工作量，更好地发挥年轻一代的作用。对于立志报国，有才华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要打破论资排辈的思想，大胆使用他们。”数十年来，经钱学森提携和培养的青年一代分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或领军人物，其中有院士孙家栋、王永志、汪成为等。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钱老对他人的关爱包括从思想、工作、学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1985年，湖南省桃源县第九中学高二学生张前劲给他写信，并寄上他关于力的传播速度的论文。信中说他家很穷，连吃饭都困难。钱老接到信后，立即提笔，于 1985年 10月 17日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毛致用写信，说：“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能想像力的传播速度问题，不管计算是否完全正确，也应得到鼓励。而他却说吃饭有困难。”并请毛书记关心一下这位中学生。又如1986年，清华大学想聘请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教授陈霖入清华筹建思维科学中心，陈琳教授本人也愿意去清华，但担心操作起来会遇到麻烦。钱老获知后，于 1986年 10月 25日主动写信给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聂力同志，请她先把陈霖的爱人以现役军人调入北京，以促使陈霖同志的调动。钱老在信中诚恳地说：“因北京能搞思维科学的人比较集中”，“因人工智能和‘智能机’的工作是高技术的重点之一，我想我们应促其成。”钱老就是这样，从国家大局和个人成材的结合点出发，真诚地关心和帮助他人。这也充分地体现了钱老以人为本、宽以待人的崇高品德和引领后学、甘为人梯的大师风范。
　　以人为本、宽以待人，还体现在钱老对他人的宽容态度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对待年轻人的错误，钱老会善意批评并予以鼓励；对待不同的观点，钱老会在认真思考之后平等讨论；对待批评意见，钱老会虚心接受；对待不逊之言，钱老常是付之一笑。1984年 4月 3日，钱老给杨春鼎回信，针对杨春鼎对文艺理论界理论不深的抱怨和借口提出批评，“人家浅，不能是我也浅的借口。”并建议杨春鼎下一番功夫熟悉和弄懂经典文艺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老的“宽”，在于淡泊名利、超然豁达。面对荣誉和地位，他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面对金钱和物质，他始终保持淡泊宁静、超凡脱俗的超然心态，真正做到视金钱名利如浮云。早年，为了祖国的繁荣强大，钱学森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冲破重重阻碍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回国之后几十年内，多次将稿费、奖金等各种报酬或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或捐助于祖国西部的治沙事业，或用于给学生购买学习用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累计金额达数百万元之巨。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钱学森就主动要求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一职降为副院长，以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1981年他刚满 70岁时，又主动请辞国防科委副主任职务。其后还主动请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再后，钱学森又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请求免去其院士称号。这些推辞，既体现了钱老淡泊名利的崇高品德，也体现了钱老将机会留给年轻人、注重培养年轻人的高风亮节。1991年10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面对如此崇高的荣誉，钱老谦虚而真诚地说道：“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作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89年 6月，国际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对此，他只是淡然地表示“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无怪乎，当编者来信说要出版《钱学森文集》时，钱老回信表示坚决反对，“出文集是身后事，现在我还没有死，不能干这种事。”无怪乎，钱老多次在复信中写道：“我的功过，我死后人民自有评说，现在不是时候。”“千古功罪，自有评说！”“我对此事无所谓，世事云烟而已！”“您说要研究‘钱学森’，不必了，那不是重要的课题，研究如何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吧！”。这都是钱老淡泊名利、超然豁达的崇高风范的真实写照。
　　钱老的“宽”，在于坚持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1935年，钱学森留学美国，先后入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州理工学院崇尚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学术民主和创新之风尤盛。沐学术民主之风，行科学创新之道，这令钱学森受益终身。回国后，钱老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一直坚持这种作风，这对我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里说两件小事，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到钱老坚持学术民主的宽大胸怀。1964年酷夏一天，大漠中整装待发的火箭突然出现故障。已经竖在发射台的火箭经过烈日灼烤，推进剂严重气化，影响到火箭的射程。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年轻的中尉士官提出“泄出600公斤推进剂”的意见。设计师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但钱学森听了年轻人的解释后，沉思了一会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这办法行。”时隔不久，一声巨响传来了共和国火箭发射成功的喜讯。这个有幸受到钱学森支持的小伙子就是后来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王永志深情地回忆说：“钱学森虽然是一位大科学家，但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从不以权威自居，只要你讲得有道理，大家都服从真理。对于年轻人的创新建议，只要有道理，他同样积极支持采纳。这方面我是有切身体会的。”1964年，一位默默无闻、远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人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这位年轻人指出了钱老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并积极鼓励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钱老尊崇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的坦荡胸怀。钱老并不因为他是力学权威而轻易否定年轻人的不同看法，而是在通信中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钱老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他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严”“宽”之间，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良好修养，严谨求实、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超然豁达的大师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