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钱学森学长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钱学森学长和夫人蒋英
《钱学森书信》内涵十分丰富,既全面包含了钱老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又充分展示了钱老崇高伟大的精神风范,如钱老挚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开拓创新、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超脱境界,引领后学、甘为人梯的宽大胸襟等。对此,已有不少文章做过详细论述。笔者现从“严”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和揭示《书信》里的大师风采。
钱老的“严”,在于严于律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有时甚至达到苛刻的地步。很多人对此大为不解,认为这个“老头子”很怪。其实,这就是真实的钱学森,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都严于律己,可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为此,他给自己定了许多“不”。在钱老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和学术助手涂元季对此有深刻体会,共将它归纳为 9点:不请吃请喝,更不去用公款大吃大喝;不搞公款旅游;不出国,更不借公款出国旅游,特别是不去美国;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因为他知道眼前的鉴定会中“名堂”太多;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如开幕式、揭幕式或剪彩仪式等,他认为这是浪费他的时间;不题词、不写序,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传,不同意为他拍电影、电视剧;反对将他住过的房子列为故居,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甚至他看到新编的“三字经”中有他的名字,便立即给编者写信,要求将他的名字划掉。笔者根据《书信》初步统计,钱老推辞做顾问、名誉主席、科学大师等,推辞写序、题词、塑像和获奖等,拒绝参加成果鉴定会和别人提出的联合署名等,总共不下 140次。比如 1984年 3月21日致信上海交通大学邓旭初书记,推辞当校友总会名誉会长;1989年 5月 16日致信西安交通大学校友联络处,请求辞去校友总会名誉会长;1996年4月24日致信北京师大附中魏义钧校长,不同意学校为他雕塑半身铜像等。在钱老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后,媒体对他的事迹展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报道。钱老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于是1992年1月13日致信解放军报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去年10月16日以来,对钱学森的报道和文章,在报刊已陆续大量发表,对钱学森的工作及情况已有充分介绍。所以现在该打个句号了!以后还会有新的事,但那是以后的考虑,目前就暂时到此为止。蒋英(钱老夫人———笔者注)同志不在军队系统工作,解放军报怎么能搞蒋英的报道呢?那不是出格了吗?”当熟人托他关心小孩的工作时,钱老铁面无私地回信说,“我也不必插一杠子,去干扰在第一线工作同志的事。”
钱老的“严”,在于严谨求实、坚持真理。作为一名伟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始终恪守严谨求实、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他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把一名科学家的理性、良知、信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达到了超乎常人的人生境界。钱老反对人云亦云,强调要敢于探索真理,要敢于坚持真理。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上世纪80年代,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国内很流行,很多专家学者认为三者处于并列位置而将之合称为“三论”。钱老并不因为这种认识的流行就简单附和,相反,他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出发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钱老认为,系统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十一大部门中的一个部门;系统科学自上而下又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系统论是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控制论、信息论应属于系统科学的技术层次。所以不能认为三者是并排、横列的关系,故不能简单地说成“三论”,应该是“一论”,即系统论。钱老多次撰文对流行的“三论”说做出辨析,并多次写信就这一问题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与讨论,如1984年2月20日致信西北大学的胡传机,1984年4月17日致信中国社科院的乌家培,1985年 10月 19日致信中山大学的吴世宦,1986年 7月 22日致信武汉大学的刘剑,1987年 7月 20日致信文化部艺术局的贾世纬等。
钱老的严谨求实还表现在理论联系实际上。钱老的一生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93年 9月 12日,钱老在给钱学敏教授的信中总结道,“我自己回顾,我一生工作的中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这样,我从工程技术走到技术科学,又走到社会科学,再走去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钱老还多次在书信中强调,“理论要搞,但不能空,要结合实际应用。”“研究学问,切忌脱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前者务实不务虚,后者又不能结合实际,太空洞。所以课题组要虚实结合。”
钱老的“严”,在于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早在上海交大求学期间,钱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就备受师生称道,其中“两个一百分”的佳话,至今仍流传于交大校园。第一个是水力学考试。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所有试题钱学森全部正确完成,老师于是给了满分100分。但试卷发下来以后,他发现有一个很小的笔误(在运算的一个步骤中,将Ns写成了N),老师判卷时没有注意到。他立即举手指出自己的错误,并要求老师扣分。最后,老师为这一小错扣了他4分。第二个是满分实验报告。钱学森特别重视实验课,做实验非常认真与仔细。有一次做热工实验,整个报告长达100多页,完整、详尽,清晰整洁,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细节,且具有不少创见。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看了之后非常惊叹,给了他满分100分,这也成为交通大学机械系历史上最佳的学生实验报告。钱学森在科研中形成的手稿,字体工整秀丽,图形表格规范,等号划得如同直线一般,有的计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之后 8位,而在当时,这都是靠简单的计算设备和手工计算完成的。在领导“两弹一星”工程期间,他严格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准,贯彻“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在关键时刻深入第一线,科学决策,精心组织,实现了我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钱老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书信》中也有大量体现。1986年1月22日,钱老致信《大自然探索》编辑部,指出该刊的一些小毛病。“科学刊物当然首先必须严肃严格。贵刊在这一点上是注意了的。但也有些小毛病,如:四卷 4期 141页李醒民同志文,题目是《物理学危机的产生及其实质》。文章说的‘物理学危机’实是早已过去的,不是当前的,所以似应加这个字说明,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危机的产生及其实质》,免得误解。”区区一个时间定语,足以体现出钱老的严肃认真。钱老还多次强调,“科学是老老实实的,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写文章要老老实实,什么是清楚的,就说清楚;什么还不那么清楚,就说还有什么要待今后的研究搞清楚。不要吞吞吐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