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却始终倡导求真务实的民主作风。他曾经说过：“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的，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
　　钱学森在美国求学时深受导师冯·卡门的民主学风熏陶，对学术讨论会的模式极为推崇。他在回国后更是以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民主作风为榜样，深入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钱学森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在学术讨论中一定要发扬民主，大家一律平等，即使是权威专家，也要虚心听取年轻人的意见。他的殷切希望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以身作则地直接体现在日常的学术和技术工作中。
　　钱学森在成为力学权威后，和导师一样虚怀若谷，勇于接受年轻人的指正。1964年，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青年教师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封信，就他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纠正意见。钱学森对此高度重视，亲笔回信说：“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在钱学森的积极鼓励下，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 1966年 3月第9卷第1期《力学学报》上。深受鼓舞的郝天护从此投身力学事业，后来成为东华大学的教授。
　　控制论与人工智能专家戴汝为在1955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正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在翻译钱学森的名著《工程控制论》时，戴汝为发现第六章内的一个算法可以简化，就把简化后的算法写在纸上交给他。钱学森在仔细思索后，在同一张纸上写道：“这个算法可以，我同意”。钱老的博大胸怀给戴汝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领导我国的航天事业中，钱学森将这种学术民主进一步发展成技术民主，敢于支持掌握真理的“少数派”。在1964年东风2号导弹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前，由于气温过高，火箭燃料在膨胀后无法按原计划灌入，导致试验可能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年轻的中尉军官经过仔细计算后提出：“泄出 600千克酒精，减轻起飞重量，就可以使导弹达到预定射程。”这与通常设法增加燃料的思路正好相反，所以在场的专家们都不同意。钱老在听完他的汇报后，却马上采纳了这个大胆的建议，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结果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此后的几发试验按照改进后的混合比均获得成功。当年的那位中尉军官便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
　　在20世纪70年代，反舰导弹总设计师梁守槃提出研制一种采用固体燃料的超低空超音速导弹，并力主上级将此列入研制计划，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怀疑：“连美国人都啃不下来而被迫下马的硬骨头，你能啃得下来？”一些反对意见还摆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办公桌上。面对巨大的压力，梁守槃只好写信求教于当时担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钱老被梁守槃大胆新颖的技术构思和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深深打动了，根本没有考虑上下左右的关系平衡，便欣然批了一句话：“同意梁守槃的意见。”钱学森的批语决定了“鹰击一号”导弹的命运，使它在建国35周年的阅兵式上震惊了世界，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式“飞鱼”。
　　上述的四个故事只反映了钱老民主作风的冰山一角，却足以让后人为之肃然起敬。钱学森后来在总结“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时，认为民主集中制的科学管理是一条重要经验。传承钱老的民主作风顺应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潮流，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