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都在怀疑诗歌和诗人之于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不能确定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还像诗人或像我们一样的不称职的诗歌爱好者一般还需要诗。这年的春天的进行曲奏响就快进行到最后一个章节，某日我与几位师兄在夜色中饮酒遣怀时谈到一件事：这年春天在我们学校似乎少了一个活动。今年春天我们没有纪念海子，而那几天，我又突然听说张枣在德国过世了，享年48岁。死亡往往会在一瞬间将个体的价值放大到一个极致，就像海子的诗人之死。而对于一个我真正喜欢的诗人，湖南零散存在几个写出好诗的前辈之一，他的去世就像是青苔蔓延上了我们夜里的启明星，覆盖掉了我们的期待与际遇。
　　张枣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特殊的个体，显得并不是那么犀利与离经叛道。没有读过他诗歌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而读了他的《镜中》之后被他诗歌的内在抒情气质所吸引的人也不在少数。柏桦曾在他的《左边》里回忆这个“长沙来的张枣”在某个初冬的黄昏拿出他刚写就的《镜中》和《何人斯》，众人大加赞赏，而这两首诗也奠定了他作为一名诗人的名声。写在文章开头的那首《镜中》，更是一首优美隽永的插曲，它在一夜之间被广为传唱的命运近似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戴望舒的《雨巷》。这婉秒的言词组成的句子，这首眷恋萦回的俳句式小诗，在经历了多少空虚和往事的邂逅，终于来到感性的一刹那———梅花在南京零落的一刹那，来到一个陈旧的词语前———被写就成“镜中”。
　　年岁更迭，一晃间，我来到白马湖已经三年，在更多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越来越需要诗，可诗人们却在精神和肉体上相继死去。之间的缘由北岛说得最好：“写诗写久了，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就像琴弦越拧越紧，一断，诗人就疯了。”张枣之死，对比我们对海子之死所表现出的向往，更多的人表现出的是惋惜，张枣曾坦言一个诗人的事业是三十岁才开始的，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因青春萌动而知乎情，二十五到三十岁因抗争环境而懂得景，幸运的人到了三十岁才开始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样算来，张枣的事业才进行了十八年，还太短，他只留下了一本诗集《春秋来信》和一本与人合译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传世的文字还太少。我不能想象张枣在弥留之际是如何回忆他的一生，他辗转川湘，定居德国，刚回国几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这期间始终在创作，却始终谨慎。只有当与语言的紧张处在可控的范围内，他才落笔。熟悉他的人说他是语言天才，通晓数门外语，我猜测这背后多少也蕴含着缓解紧张的考虑。对常人而言，语言无非交流工具，滔滔有时，沉默也未必蛰人。而对诗人来说，语言即是全部世界，生活的构成全然由诗行的言说所决定。他们的思考几乎要凝练成最为精简的语言，精简背后却包藏着人类精神所可能达到的最为复杂的结构。
　　这个春天，当这样一个诗人离开了我们，我才得到一本电子版的《春秋来信》，除了纪念，也远胜于在此通篇浮泛的抒情。
　　“莫妮卡，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好比我和你/住在这个燕子往来的世界里/你看看春天的窗扉和宫殿/都会通向它们的另一面”。张枣和他的诗，没有嚎叫，没有地狱，没有力启时代的呼告，他的死也不曾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不曾影响“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但读杰出的诗，会映射出每个读者特有的心灵密码。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我们主宰着诗歌，而是它的语言进入我们，并通过我们，传达永世的理智与感动。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