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夹：金翔龙，地质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海底勘查与研究，是我国海底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近四十年来，致力于中国边缘浅海的海底勘查与研究，率先开展我国渤、黄、东海的地球物理探测，对海洋管理和维护海洋权益有重大贡献，促进了我国海底探测技术的发展，为我国进入大洋勘查研究的国际先进行列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以来发表论文90余篇，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和科学二等奖各1项，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
我今年70多岁了，几乎从大学里出来就一直在搞海洋，所以我对我们国家的海洋事业有非常深的感情。这里我就谈一谈我与我们国家的海洋是怎么打交道的，怀着怎样的想法，做了哪些值得一说的事情。
　　我23岁大学毕业，一开始在青海柴达木工作。20几岁的小伙子带着一帮人，没有地图，没有地质图，就凭着我们的一股子热情去的。我们骑着骆驼，带着帐篷，用发报机和基地联系，就这样进入柴达木去工作。最后我们把这个区域的全部工作做完，初步确定了哪些地方有含油的可能。有这样一段在祖国的大西北沙漠里工作的经历，为什么突然转到海洋上工作呢？因为我想，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工作了，但是我们国家的海洋却很少有人问津，几乎是空白。所以我想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总不能完全为自己活着，也得为国家做点贡献。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向国家打了个报告，说我们想搞海洋，居然我们的报告被采纳了。
　　我觉得我们搞海洋方面的研究，没有国家的支持是搞不来的。我到海南工作后，不管是教过我或没教过我的长辈们，对我的支持都非常大。我今天和裴鲁青老师谈了，我搞海洋工作时，我这个专业还没有设立。我拜的老师是搞生物的童第周先生、曾呈奎先生，他们支持我，领着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是从老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中一点一滴进步的。今年我已经70多岁了，我依然怀念比我更老的老先生们。
　　下面我通过讲解决国家能源问题、大洋矿产勘探和维护国家权益三件事，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海洋情结：
　　第一件事，解决国家能源问题
现在我们所有的汽车、工业发动机、发电机等的工作，所依靠的能源主要是石油。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首都的汽车顶上都带着一个大皮囊，里面装满了气。那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关系不好，苏联不给我们石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更是实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封锁，没有办法，只能靠自己了，我们国家那时在陆地上找油真是热火朝天啊！先在西北，后转战东北，于是就有了关于“王铁人”、“大庆”等一系列故事，后来这项工作在华北也铺开了。
　　于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想，海里面是不是也有石油呢？如果能在海里找到石油，不也能为我们国家在能源方面做点贡献吗？我们查了一下资料，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当时已经在海里开采石油，能够从海洋里开发能源了。所以我们当时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提出我们国家也应该在海底寻找石油，当时我国对本国的海洋基本还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要到海洋里找石油那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当时很年轻，很多事情是不懂的。那时候正好有个机遇，国家做了一个全国海洋普查的计划，我们就抓住这样一个机遇，搭上了这辆快车，提出在全国海洋普查中，能够开展包括对海底石油的寻找，领导同意了。由谁来做呢？就是我们。虽然我们也不懂，没做过。当时由于抗美援朝，很多国家都对我们实行封锁，一切科学技术知识、技术设备都对我们禁运。我们跟苏联的交往，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但在很多关键的支持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只有一个办法，靠自己。
　　我们要下海，但没有船，我们就用军舰来进行代替。我们在渤海里做出了第一个剖面图，来探测海底有没有石油。采用的方法是地震探测的方法。在海底找油，需要补些工科的、理科的知识，比如说数学，不补的话，工作很难做下去。
　　让我难忘的是爆炸的炸药，一般都是5公斤一个炸药包，那时候没有塑料只有油布。我们把5公斤炸药装在里面，套两层油布袋，然后起爆要雷管，雷管一个一个地用特殊材料把它们封闭起来，塞在炸药包里面。爆炸完以后，这个引爆线还要收回来，把炸烂的剔掉，然后第二个炸药包准备上来，这个操作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的要求是2分钟放一炮，实在是艰难，但不做又不行。
　　海底石油的寻找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所以我们实验性的工作一做完，紧接着石油部门就下海了，全国寻找海底石油的力量也不断加强，从渤海到黄海，从黄海再到东海、南海，一步步推进。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海上的石油是相当丰富的，从渤海一直到南海都有油。我们现在海底石油不仅是在国内做，在国外也做。
　　大前年，我到香港去考察，下了飞机上机场巴士，刚坐下，旁边就有人叫我“金老师！”，回头一看是中海油的老总。他说：“我们去印尼买油田呢”。中国现在不一样了，在中东买油田，在印尼买油田，在非洲买油田，在南美买油田，而且我们的海底的勘探队伍，常年在拉丁美洲海洋里工作，我们国家海上采油的形式非常好。这都是一点一滴这么多人做起来的，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信念，在严重的封锁之下，我想我们这一步是迈不出去的。
　　第二件事，大洋矿产勘探。
　　我想讲一下我们在近海寻找石油做的一些事儿。可能我们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里边都有我们的利益。那些大洋底下仍然有矿藏，这些地方称为国际海底。下面有各种金属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各大洋海底的金属矿展开开采工作。实际上，我们在七十年代就已经走出远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当初抓的第一个机遇，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中部做洲际导弹的试验。这是军事项目，这个区域里面就是导弹的靶区，落弹的地方周围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我们当时抓住机遇，就是说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把各个大洋里面的海底的金属矿的问题也提到这个议程上来。所以从1975年这个洲际导弹试验的时候，我们的船就已经开出去了，然后把工作结合着在一起做，到了1983年，经过好几次这样的工作以后，我们逐渐积累了经验。1983年我们正式派出船只，在国际上宣布我们要对太平洋东部，就是东太平洋这个区域进行勘测。
　　我们大概是在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勘测的有200万平方公里，其中我们精选了60万平方公里，因为这些地方是有希望的，这60万平方公里位于位于夏威夷东南部的一个地带，我们叫做CC带。全世界比较有实力的国家都在这个区域里做工作，我们当时到这个区域工作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大部分比较好的地方已被其他国家占了，我们严格讲是捞一点边角料，但是边角料也比没有好啊，我们这工作必须要抢上去，虽然我们一开始落后，但我们可以尽量加快速度跑到前面去，所以这样我们在这个精选的区域进行工作，然后从60万平方公里当中又精选出了30万平方公里。1990年，我们向联合国正式提出申请，因为这个国际海底的不是任一个国家就可以在里面进行勘探或开采的，它必须要经过联合国的批准，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工作以后，提出如果联合国批准，那么这个区域将来海底的矿产的开发权就属于我们，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说提出30万平方公里呢？我们当时的设想是，拿15万平方公里（我们浙江省的面积将近10万平方公里，15万平方公里也就是比一个浙江省还大），那么这15万平方公里给我们，另外15万平方公里是什么呢？要给联合国，联合国当时在筹备一个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庭，就是筹委会，但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他们进行管理的时候，在海底管理局中有一个部是企业部，它要盈利，维持这个管理局，它采用一种市场管理的办法来进行维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一个申请的国家，申请多少都要同时给它多少，两个都要一样值钱，矿也一样丰富的。所以我们申请30万平方公里，其中15万平方公里给自己国家，15万平方公里给联合国。
　　1990年我们到联合国答辩时，世界各个国家的专家来了，13个专家坐在那个地方，听我们陈词，审查的最后结果，我们中国这个方案是最佳的一个方案。
现在我们跟刚开始工作时不一样了，那时我们付出很多代价和牺牲，比如“向阳红16”号整个船沉掉了，我们全部的装备和资料、数据统统沉入海底，幸好没有科学家牺牲，这已算是我们极大的安慰了。今天我们都采用的很现代化的手段，譬如一艘船从海上开过去，海底的全部景象都出来了，用多技术全部自动存储，然后后面拖着个深拖，在海底下一边走一边摄像照相，下面的情况都搞清楚了，有些化学元素也能测出来了。另外我们把遥控的潜器放到海底下，最近我们在大洋里面采用自动海底探测系统，下去之后自己把情况搞清楚，然后通过声讯带把数据传输上来。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是现代化工作了，水平跟国际水平是不相上下。
　　第三件事，维护国家权益。
　　刚才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围绕着资源、矿产这样一个中心，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和权益。根据海洋法的划定，一个国家外边有领海，这个领海外边有个毗连区，再出去就是所谓大陆架，有的地方还有另一种概念叫做专属经济区。
　　我们国家除了领海以外，应该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权。但是我们这个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有150万平方公里是有争议的。什么争议呢？北边朝鲜、韩国、日本，南边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也来争。我们的核心就是要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我们做科学研究工作，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从北边开始，黄海、东海、南海这些工作我们基本做完了。他们现在提出的所谓外大陆架问题，基础工作我们也算完成了。
　　胡锦涛主席主持工作以来，提出海洋安全不是临海安全，也不是国土安全，就是说我们要的海洋安全不仅仅是增点土地、增点管辖权，说白了就是要保障我们在全球的利益。
　　我们现在是个海洋大国，那是因为我们占的海域面积大，但我们还不是海洋强国，我们下面的目标就是要建设海洋强国，在当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说实话，我今年已经70多了，到后面是干不动了，所以希望你们年轻人接上来继续干！好不好？谢谢大家！
讲座互动
学生：金院士，您好！您是我国海洋科学的奠基人，您觉得老师、前辈对您的帮助和支持与您个人的努力比，各占怎样的比例？
　　金院士：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与祖国的培养，与老师和前辈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是在老师和前辈们一点一滴的指导下学会做人，学会基本功的，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想我很难应付后面那些工作。至于我个人努力，我是认认真真地从业，每一件事都认认真真地去做。有时工作确实太累了，但我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就这样一步步地做，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咬牙挺过去。
　　学生：金教授，您在联合国的陈词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其中您说您的英语是自己翻译的，您的英语水平是怎样提高的？
　　金院士：我的英语启蒙是在学校里开始的，解放后我就没有再学英语了，那时我们一律学俄语，后来我用俄语来进行交流。“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开始偷偷地自学英语，英语要多听、多讲，才能锻炼出来，死读书不行。那时没有地方可听，我就跟着美国一个电台叫做美国之音学，有速度快的英语，有速度慢的英语，除此之外，我在其它地方听不到英语。我的行为在“文革”期间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是偷着听的。我学过工科，就在收音机喇叭后面装一个装置，我只要把耳机插进去喇叭就没有声音了。这样我清早起来听美国之音，耳机塞进去听。听完之后把电台拨过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开始广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