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为人师
开学第二日正逢教师节,屈指算来,自己从教也十有六载。初上讲台时的忐忑与惶恐还依稀驻留心头,岁月荏苒,人到中年,似乎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感受过这个职业之于我的那份因缘与意义。
在经济浪潮翻涌的九十年代,恐怕很少有人会自觉选择教师职业,1992年底从机关出来再次回归母校的怀抱,与其说是自觉的选择,毋宁是一种逃离。机关生活的平庸与繁琐落在青春年少的眼里既是一种罪过,更是一份难以妥协的命运。借着国家行政机构调整的时机,原本异常复杂的人事调动竟然在一个月里就完全办妥了。此后我常将这出乎意料的顺利归结为自己与母校的情缘,但是,短暂的欣喜与快慰很快就湮没在随之而来的巨大工作压力之中。
记得当时系里安排的课程是公司法,这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法学专业课,但八十年代末的法学本科教学中仅有一本薄薄的教科书,相对于今天铺天盖地的各类教科书大战,当年法学教学资源的简陋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对于一个既缺乏系统理论训练,又没有社会实践经验,也缺乏老教师有效指导的青年教师,最大的恐惧莫过于如何打发掉每周90分钟的讲授时间。印象中,当时最多的恶梦情景有:上课忘记带讲稿,走错教室,或者还有半小时下课却已经没有内容可讲了……照本宣科是当年我唯一能认真去做的事情,厚厚的讲课稿伴我走过了最初的教师生涯。———回想起来,还要特别感谢台下那些善解人意的学生们,见我教学态度端正也就容忍了老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巨大不足。1996、1998年有幸获得两次国内高校的进修机会,完成学业后增开了海商法、专业英语等课程,其间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得到了改善。回想起来,虽说当初走上讲台多少有点形势所迫、情非得已,但细究自己的个性,或许其中还是隐藏了一些好为人师的因子。
感谢父母在名字中嵌了一个“学”字,让我得以一辈子与学生为伍,以学校为家,每读有所感、学有所得必喜形于色,想着如何运至课堂之上,与同学分享,虽有孟子的谆谆教导常萦耳侧,“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仍无改沾沾自喜之本色。近两年,从实用技术性的部门法学转到法理学的理性思辨,坐而论道,说法辩理,与青年学子们一同观察社会,阅读经典,在“快乐学习、开心思想”的教学活动中更多地享验一份学而时习、有朋远来的快乐。曾记得,一位帮助我组织课堂活动的女同学大声抗议道,“学兰老师,请不要再对我们用‘请’字了,那些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曾记得,一位执教多年的同仁为了参与我的课堂活动特意精心准备了长达四五页的讲稿。曾记得,一位退休多年的我的老师专门来到课堂上说要和我的学生一起讨论权利问题,并且拿出厚厚一叠手写稿请我指正他关于权利问题的论证……在好为人师的历程中一路走来,我细细品味着做一个老师的幸福。
其实,孟子在告诫大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同时,又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的第三大乐事。(《孟子·尽心上》)何以存在这“人之患”与“人之乐”的悖论?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好老师?我试图解答这些形而上的职业困惑,记起苏格拉底临终前对青年人的谆谆告诫,“不要让每日虚度,要每天讨论听我谈及的善和其他问题,要省察自己和他人,这实在是人所能做的最好之事,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不断地认识与反省自己,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学习做自己的老师。而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前提下,不断引导每个人认识与反省自己,积极鼓励青年学子长大成人,这实在是一个老师“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了”。也因此,中国传统教育的大学之道讲求,“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反观当代社会,被高校排名榜、学术成果、就业率等数字指标所困扰的大学教育,弃本逐末,离道渐远矣……遥想2553年前,佛祖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从此专心教职39年,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为人类的精神自由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如果褪去至圣先师的历史光环,一部千古《论语》描述的无非是第一位中国民办教师漫长而艰辛的教学历程,一如李零所形容,“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但是,“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因此,夫子凭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能者为师、教学相长的风骨而成为所有中国人心目的好老师。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为人类留下了3位好老师: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他们用智慧之光引领我们敲响通往心灵自由之门。在又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向人类的先师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向所有曾经教导我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让我们一同:好为人师,为好人师,为人好师,为人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