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并非不写苦闷，相反，词作者也认为“愁思之意要妙的”。但是，词与诗的区别在于不可作寒酸语，即使是愁苦之音也要用华贵的形态来表现。赵尊岳《填词丛话》说：“词语尚华贵，虽愁苦之音，亦当以华贵出之。不同诗之郊寒岛瘦，穷而后工也。”说明词中之哀伤，确实有别于诗中之哀伤。
　　诗人们伤时悯乱，缘事而发，诗中充满了关乎生死存亡的浓愁烈恨，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反映出人世间的大悲哀，“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孟郊《寒地百姓吟》）写触目惊心的民生疾苦。
　　唐宋词中的抒情虽也多哀伤，但这种哀伤超越于现实利益之上，往往因心境而起，是一种飘忽不定、轻淡渺茫的情绪，与一般具体可感的愁苦不可同日而语，属于典型的“闲愁”。闲适的风度使他们常以一种超功利的心态去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自然景物。
　　如此说来，唐宋词中的闲情，其实是一种轻愁。如冯延巳《蝶恋花》云“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张先《青门引》云：“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又《清平乐》云：“自欲剩留春住，风花无奈飘飘。”这里的“惆怅”也好，“寂寞”也好，“无奈”也好，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失落，与生理疾痛无关，甚至不是鲜明的情感创伤，只是无名的伤怀罢了。
　　仔细分析，这种闲愁往往产生于歌欢舞尽之后，酒醒梦回之时，是一种乐极生悲的“富贵病”。如李璟《应天长》：“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晏殊的《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张先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
　　与贫寒愁不同的是，富贵愁的传神写照不是在休戚相关的现实世界中完成，而是转向无利害冲突的自然世界中去寻找意象寄托，如“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鹧鸪天》）、“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沙》），皆形成一种与情绪色彩相一致的空灵轻倩、淡雅柔婉的艺术风貌。
　　对于这种闲情或闲愁，过去我们通常一概以“无病呻吟”全盘否定之。其实唐宋词人们，在平静安宁的外表下，多半隐藏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他们的“闲愁”表现出人性心理结构中某些纤细、深刻又永恒的意蕴。
　　中国古人历来喜欢探讨生命意识。孔子曾面对长江的滔滔江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庄子也曾经感叹大树的长寿和蜉蝣的短命，还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中国古代文人，更多地是通过诗歌来表现对有限生命的思考。如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多生命意识，《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金日良宴会》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曹操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慷慨悲凉，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情，但同样他也会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时候，《短歌行》中的几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成为千古名言。唐代的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说得更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宋代的苏东坡是最喜欢探究天人关系的，他屡言人生短暂，人生如梦：“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前赤壁赋》），“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念奴娇·送钱穆父》）；“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留下了“雪泥鸿爪”的经典比喻。
　　比起其它各代的不同文学体裁作品来说，词不长于记载人的外部行为意志，如记大事、述功名、论学问等非词所擅长，而适宜表现内部感情世界，故有人称词为“心绪文学”。生命意识乃是内心的一种情绪表达，因此尤为词所青睐。
　　词在表达这一类生命意识的时候，比诗更婉约含蓄，带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如晏殊的《浣溪沙》词，其实就是感叹生命意识的，但它不是像诗歌那样直抒胸臆地说人生如何短暂，而是通过对夕阳西下、落花流去等典型形象的刻画，曲折地表达出对光阴流逝的留恋；他的发问不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而是出于对外界景象的直觉感兴。晏殊最喜欢用“斜阳”语，除了“夕阳西下几时回”外，还有《清平乐》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杆”，《木兰花》的“玉钩栏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踏莎行》的“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等等。晏殊的寄语斜阳，虽然是太平宰相的富贵闲情，却也反映出人类对生命的普遍感受，所以并不让人感到矫揉造作，反而觉得淡而有味，充满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