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走到了一起
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张一峰的工作量陡然增加了许多。为了增加联络站的力量，缓解张一峰的工作压力，组织上决定给他再派一个助手，一名女共产党员到联络站工作。为了掩饰身份，上级要求张一峰和她假扮夫妻或以未婚夫妻的形式开展工作。而这位名叫马常卿的女共产党员，后来成了张老先生一生的伴侣，成就了一段烽火岁月下的革命爱情。“就在我父亲忐忑不安的时候，没几天，在向导的带领下，黄包车拉来了一位带着简单行李的年轻姑娘，而一看到她我父亲就愣住了，她竟然是我爸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原来，在我爸秘密加入新四军二师地下党后，我母亲也参加了新四军四师彭雪枫所部的地下党。她服从组织决定，放弃了留学美国的机会，为了崇高理想留在了祖国，坚持参加地下工作。共同的理想、信仰和为党工作的需要，终于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马常卿的到来，使地下联络站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她与张一峰的工作配合默契，使张一峰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打入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中去。不久，张一峰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顺利打入了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党部中。从此，他以国民党政客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同时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些国民党的特务还真把张一峰当作了他们的 “同志”。
“1948年的一个周末，中统南京实验站西区站长陈梦麟喝得醉熏熏的，到我父亲家开的新园浴室来洗澡。因为认识我父亲，他掏出手枪和手铐让父亲代为保管一下，我父亲帮他锁在了柜子里。这家伙为了讨好我父亲，先环顾左右，然后非常诡秘地掏出一张照片。让我父亲看。我父亲立即意识到可能有同志暴露了，但表面上还是装作无所谓的样子。那家伙沉不住气了，对我父亲说： ‘这是个奸匪，在美国大使馆里当总接线生。司徒雷登真够朋友，同意我们下班后在大使馆后边动他的手。’他还交代我父亲千万要保密。我父亲表面上敷衍着，心想坏了，这名地下党员已经暴露了，然而他自己还不知道，非常危险。那特务刚刚下池洗澡，我父亲就赶紧跑回家，找到我母亲，让她立即向卢伯明部长汇报，尽快通知暴露的同志转移。十分种后，我父亲又回到了浴室。中统陈站长洗完澡上来后，我父亲让伙计给他泡了杯茶，要了花生、瓜子，陪他在雅座的躺椅上天南海北地摆了好一会龙门阵，尽兴后才和他分手。”
总接线生，相当于现在的通讯班长，是南京地下党获取敌人情报的重要渠道。而这名地下党员并不是同张一峰直接联系的，他是卢伯明的爱人刘贞直接领导的党员。由于张一峰和马常卿及时发现了敌情并立即汇报，抢敌先机，保护了同志们和上级领导的安全，南京地下党组织才避免了整体暴露的危险。
到了1948年底，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我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京市委按华中局的指示，布置各条战线的地下党员们尽快搜集国民党江南工事防御、火力配备方面的情报。由于准备充分，工作得力，张一峰和他战友们从国民党国防部里获取了两大牛皮箱的江南防御军事部署图，这也是国民党国防部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机密文件丢失案。
“当时，我父亲配合卢伯明，用三轮车把文件拉回家。卢部长亲自交代，这些文件由我父母保管，旁人不要插手。他还交给我母亲一大瓶强酸，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我母亲可以不经请示有权销毁这些军事部署图。他打开箱子和我父亲仔细看了一下，地图上标有许多暗堡和战壕，对我解放军渡江作战非常有用。我母亲把两大皮箱文件放在卧室的大橱里。”
在此之后，为了保险起见，张一峰又协助卢伯明把军事部署图转移到了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那里的地图多得很，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也不容易被敌人察觉。再后来，父亲告诉我，他的战友们用美国教会的汽车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特机关的各种盘查，把军事部署图送到江北渡江指挥部领导的手中。”就这样，我人民解放军顺利获得了江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报，张一峰和他所在的南京地下党组织，为渡江战役的成功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正是在这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中，张一峰和马常卿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与崇高远大的共同理想紧紧交织在一起，促使他们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几十个春秋，谱写了一段为人称道的革命佳话。
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转战大江南北
从1947年9月起，南京市委陈修良书记还派张一峰来到芜湖，负责领导芜湖、宣城等地的地下党工作。芜湖离南京很近，素有南京的南大门之称，也是国民党军队第七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其军、警、宪、特的活动同南京城相比如出一辙，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在张一峰来之前，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芜湖成立了地下支部，由何明同志任书记，直属南京市委领导。
芜湖支部的工作开展以后，渐渐打开了局面。党员由最初的三人壮大到十二人。工作范围由明远电厂、萃文中学扩展到交通部公路局芜湖工程处、报社、师范学校、芜关中学、安徽学院（安师大前身）等。但在芜湖地下党员肖纳同志出事后，地下党的工作一度受到了挫折。肖纳同志是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芜湖私立保健院的会计兼挂号员。由于他在夜校活动偏激，出墙报时引用了苏联进步作家高尔基小说的段落，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这是地下工作者之大忌。1947年9月12日夜里，他在医院宿舍里被反动派逮捕。肖纳被捕的第二天上午，军警就抄了何明同志在明远电厂的办公室，逼令厂方开除何的职位，并对他发出了通缉令。接着，敌人又搜查了何明的家，撬开了家中的地板，进一步收集证据。芜湖地下党的同志们不知道肖纳被捕后的真实情况。也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撤离。假如他没有叛变投敌，轻易撤离就毫无意义，但假如他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投敌，不及时撤离，其他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
“南京市委知道芜湖地下党的情况后，卢伯明立即找到我父亲并向他宣布：市委决定芜湖支部的三位负责人全部撤离，其他同志能坚持的就地坚持。暂停一切组织活动。今后由我父亲负责芜湖、宣城两地的地下工作。”
第二天，张一峰从南京乘汽车直奔芜湖，通知芜湖支部的同志撤离。到了新市口车站下车后，他穿过纵横交错的水稻田，直奔萃文中学。到萃文中学门口时，他看见有辆警车停在门口。有个军警端着美式冲锋枪在警车前后晃着。张一峰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敌人抢先了一步。自己已不能往后退了———现在已进入敌人视线，往后退必然引起敌人的怀疑。再说既然来了，芜湖地下党到底遭到怎样的破坏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无法向上级汇报，也无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父亲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芜湖，情况一点都不熟悉。到了门口才发现，原来国民党在芜湖有个军、警、宪联合办公室，就设在萃文中学凤凰山门口对面的院落中，也就是现在师大附属幼儿园的院子里。父亲走进萃文中学的大门，来到教学楼面前。抬头一看，芜湖支部的宣传委员黄若梅正在给学生们上英语课。父亲招手把她喊了出来。告诉她市委的决定，要她立即撤离回上海，越快越好。何时恢复工作，等候组织的通知。路上即使遇到我父亲，也要始终装作不认识。黄若梅赶紧回宿舍拿了几件衣服直奔车站而去，此时支部的其他领导也都已赶往南京，向上级请示汇报芜湖的有关情况。至此，支部的撤离工作已经结束。即使肖纳真的出了问题。敌人抓不着何明书记，追查芜湖地下党的线索也就彻底地断了。
随后，芜湖地下党委托中央大学的校友、保健院院长王尔功教授利用在社会上的影响，打探肖纳被捕后的情况，并尽可能地开展营救工作，此后支部又经过艰辛的努力，联系上了芜湖地下党尚未暴露的全体同志们。使党组织又重新恢复开展了工作。
同时，南京市委指示，要全力加强安徽学院的工作。安徽学院的进步学生周鹤峰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先进青年，他们都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奋斗目标，以及党的基本知识。经过地下党员吴道钧和戴简默的引见，张一峰将周鹤峰约到南京家中面谈。“对于他所要了解的知识和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父亲都一一作了耐心的讲解和认真的回答。周鹤峰非常满意，认为党组织真诚而且可靠，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从此以后，安徽学院的学生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