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在阔别学校生活14年后重新回到学校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但是，此时我已经34岁，而且，由于年龄超过30岁，又非六六、六七、六八届未参加过高考的高中生，所以我不能参加高考（除非隐瞒年龄！）。对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我来说，不得不跨过大学本科直接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现在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种冒险，但我非常幸运地考入了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入校时，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书荒严重。我所在的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前身）校园内仅有一家小书店。这家小书店成为我几乎每天光顾的地方，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我所需要的学术著作。我比其他同班的研究生同学更多地光顾这家小书店，因为其他读过本科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大学时代已经购买的学术著作，我却因为隔山蹦，一本学术著作也没有。1980年的一天，我来到这家小书店，意外地发现了郭豫适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一书。此书的初版本并不厚，薄薄一本，我立即买了两本。当时买两本纯属书缺，自留一本，另本送人。当时我虽已离开原来工作了十四年的开封市空分厂中学到开封师院读研究生，但我所在的开封空分厂一直按规定为我发着每月41.50元的工资。这笔钱除了养家糊口外还可以买点书，因为当时书真的不贵，我用了近三十年的一部中华书局影印精良的胡刻本《文选》上、中、下三大册，才5.60元。
　　买来这部书的第三天，我的硕士生同学、现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康保成问我，听说你买了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我说，是啊。保成告我，李春祥老师很想要这本书，但因为学校书店进书太少，李老师没有买到。我立即回答，我买了两本，我留一本，另一本送李老师！我托保成将这本小书转送给了李老师，停两天，保成又如数转交了李老师付的书费，我很感慨李老师办事的认真，但是，书钱笑纳了。此时，我第一次知道，李春祥老师非常关注红学史研究。
　　198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和春祥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春祥老师当时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后来，我才知道春祥老师已为研究生开设了《红学二百年》的学位课程。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非常忙，毕竟我是靠自学与突击备考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很窄，要补的课很多。我一直对自己有八个字的评价：基础一般，态度认真。我攻读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李老师教授的元明清，就顾不上了，所以一直未去听李老师讲《红学二百年》。直到今年，看到李老师的遗作《红学二百年》，我才知道春祥老师对红学史的研究投入了多么大的精力，付出了多少心血！
　　1982年毕业留校之后，我在校内的东一斋的三楼住了三年。斋房典雅而富有欧氏风格，但居住颇为不便，做饭就在三楼的楼道里。1985年学校为我们这些“黄埔一期”、“黄埔二期”（“文革”后第一批第二批研究生的戏称）的研究生盖了一座楼。每户两居，50平米左右，但在当时这已很奢华了。搬到这所家属院之后刚好与春祥老师住一个院子，而且是楼靠着楼。我住的是西楼东边的一层，春祥老师住的是东楼西边的三层，只要走出我的小屋，在院子里散步，就可以看见春祥老师住室的窗户。无论是炎炎夏日，抑或是酷冷的寒冬，每天夜深人静写作疲倦之时，我总喜欢在我的小院子里站站，伸伸腰。此时，整个家属院早已是一团漆黑，几乎全睡着了，惟独春祥老师的书房里依然灯光闪烁，我知道春祥老师仍在伏案写作。
　　读了此书的“后记”，才知道春祥老师尽管1954年已经大学毕业，但前面的二十多年，一直被运动、劳动、开会三大公务所困扰，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这不仅是春祥老师一个人，也是他那一个时代高校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别说今天的80后、90后，就像我这样的40后，由于1979年之前未在高校工作，也不理解一个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为什么就如此艰难。春祥老师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恰恰在我们入校读研直至先生1993年仙逝的近十五年时间中。这十五年，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太少，春祥老师却在这十五年中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专著。我常常感慨自己读研究生时已经34岁，此前，荒废了太多的时间，人生如此短暂，生命如此脆弱，但是，读了《红学二百年》才明白，人生苦短，但只要有心做事，一定会做出很多事情来。
　　我想，对于红学研究者，特别是刚刚踏入红学研究殿堂的青年学子来说，春祥老师的《红学二百年》可以使我们事半而功倍，可以引导我们迅速进入红学研究的殿堂。
　　读史明智。这里的“史”，不仅仅指政治史，而且也指学术史。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问世，引发了长达二百年的研究热。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对于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学术观点层出不穷，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其中，研究方法最为重要。方法犹如道路！路选错了，结果可想而知。索隐派的研究方法可取吗？读完此书，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今天的研究就不必重蹈索隐派的覆辙。
　　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总结我们已经做过的种种研究为红学研究增添了什么。学术史不是简单的罗列。治学先治史。学术史弄明白了，一部著作的成败得失，一篇文章的价值轻重，一个研究者的贡献、局限，都可以一目了然。所以，学术史研究往往是一个专题研究的基础工程。有人轻视学术史研究，其实是没明白它的价值。
　　我曾经因为要研究萧统的《文选》，花费数年时间阅读了能够搜集到的现代当代研究者的全部《文选》研究论文、专著，撰写了《现代〈文选>学史》一书。因此，对学术史研究中的甘苦可能体会得较深一些，对学术史研究为研究者本人带来的收获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春祥老师当年有两个愿望：一是完成他已经全身心投入的学术研究，二是为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创立博士点。春祥老师走得太早太匆忙，他在短短十五年中的研究成果已经结集出版了，这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再者，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批新的学子加入了这一行列，有些已崭露头角。实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是一个完全可以期待的目标。
　　从我留校至春祥老师仙逝的那段时光，李老师走路都是小跑。他非常忙！自己订的报纸往往是深夜上床后才有时间去读。据说，春祥老师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报纸也随之飘落床下。除了繁重的教学、研究外，春祥老师每天坚持打一两个小时的乒乓球。他的球打得好，我常常看见他在院工会活动室挥拍鏊战。研究、工作、锻炼，他的时间表都排得太满，太满，没有一点点空白。他太累了！太累了！
　　去年，我因为多年来太累太累，在阜外心血管医院做了介入治疗，下了六根支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我第一次明白：人生要有些空白！一个研究者一生的研究成果其实取决于生命的长度。人生的许多道理往往只有亲历之后才能真正明白，这真是人生的悲剧！
　　多少年后，郭豫适先生到我校来，我参与了接待，认识了当年《红楼梦研究小史稿》的著名作者。郭先生与春祥老师是同一代人。他为人谦和，身体硬朗，待人接物，优裕从容，特别是他的健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