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安达，物质匮乏1961年11月，本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既定原则，我告别了美丽的燕园，离开首都北京，来到了北大荒上的小城安达，到刚成立不久的东北石油学院去报到。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些重要的生活用品，全都定量、凭票凭证供应。而年轻教师都来自大城市，每月吃粮一下子由36斤降为28.5斤，伙食质量还下降了，他们当然会感到肚子饿，同时营养不良、胃溃疡等疾病也随之而来，可是一些有病教师却仍在坚持上课。为了使师生不饿肚子，上级就批准去拣粮。由于我的脸盆在哈尔滨换车时丢失，便去购买，谁知那里的脸盆却只卖给刚刚登记的新婚夫妇，买时不但要出示结婚证，还只允许买两个。买肥皂用票，我能理解，买脸盆也要用证，却令我大感意外。此后，我便过了几个月的无脸盆生活，直到去外地出差，才带了两个脸盆回来。
　　为了掌握课堂教学进度，合理分配课堂时间，教师们上课都要带块表。当时普地教研室四五个教师在上课，却只有两块表。买表吧，大家凑一凑紧上一年也能买得起。但买手表也要票！只得借表上课，借不到表，就带闹钟。一次，我们石虎臣老师讲到中间时闹钟突然闹了起来。“同学们愣愣地看着我，我严肃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等闹钟闹完了，我便说‘同学们！上面讲完了第二章第三节，下面开始讲第四节……’”课下他对我们说。“是刚好讲完第三节吗？”有人问。“不是，那是我的随机应变。”“你为什么不按‘止闹’按钮呢？”他直愣愣地看了我们一会，突然说：“真的，我怎么忘记了……”
　　看了这些小故事，也许你会觉得好笑，但它绝对真实，我们就是在那样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千方百计想办法，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二、筹建实验室，跋山涉水采标本有人说大学教师上课“只用几根粉笔和几张纸，全靠口才和黑板”，那是对大学教学工作的误解。对以寻找石油为培养目标的石油地质专业来说，由于石油和天然气都生成、并保存在地下的岩石中，首先就应当教会学生认识岩石；其次由于石油主要是由古代生物的软体变化而成，因而也应当让学生对那些史前曾生存过的古生物有所了解。这就是在《岩石学》和《古生物学》两门课程开课前，必须建好实验室的原因。然而，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那些标本既买不到也要不来，只能派人去采集。
　　我们的标本采集工作，最早由安达开始。1961年以前，由于当时松辽石油会战的指挥中心和研究机关都设在安达，为了保存岩心，就在安达的道西设置了岩心库。在教研室主任孙祝华老师的指挥下，我们几个年轻教师攀上爬下，采集了普地教研室第一批岩石和古生物标本。
　　若想建成一流的石油大学，只有大庆的标本当然不够，于是又派出了由欧蒂华、周书欣和我组成的标本队，到北京西山、湖南湘乡棋梓桥、湖北长阳、四川重庆九龙坡和南充等地采集标本。采集标本确实是个辛苦事，那些岩石，特别是那些含有化石的岩石，或在高山，或在深谷，找到它们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把它们完整地打下来，并用双肩大背包把它们背到住地。我们用了三个多月时间，采回来30多箱标本，终于在有关课程开课前建起了教学需要的实验室。
　　三、写讲稿，大庆油田当课堂采回来标本，离开课时间已经不远，当务之急，必须尽快写出讲稿。讲稿犹如演剧的剧本，有了它才能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但在我们真正动手写讲稿时，却遇到了困难。首先，既然是石油院校，就应当教给学生石油地质工作需要的知识，而我们这些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也缺这些知识；其次，大庆油田发现之后，有了很多新发现和新发明，这些新东西，当然也应当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去。然而，在当时严格保密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内容无从了解。为解决这些难题，系领导决定派我们去大庆油田锻炼、学习。出发前领导指示我们：这次是去向大庆工人学习，学习大庆工人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同时也要收集资料，写出讲稿，做到思想、业务双丰收。
　　我们到油田上的第一站是32143钻井队。当时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上却只能同吃同住，因为井场随便出点意外都是大事故，工作时谁上也不敢让我们上钻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扫扫井场，在泥浆池中捞捞砂子，取芯时帮忙敲敲岩心筒。然后，就看着钻井公司地质大队的工作人员进行岩心、岩屑的鉴定、描述和记录。真的像系领导所指示的那样，一直是在学习大庆工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革命精神。当然，我们最终也了解了钻井地质工作的主要内容，为讲稿的编写积累了数据。
　　第二站是到采油一部当采油工，进行顶岗劳动。采油工的主要工作是“量油、测气、清蜡、扫地”四大项。和在钻井队一样，量油、测气的工作我们只能站在旁边看，连清蜡人家也不敢放手让我们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抱着向大庆工人学习的决心奋力去做。通过采油劳动，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地质工作在油气开发上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激励了我们写好讲稿的决心。
　　第三站是大庆研究院。由于那里的很多人都是我们的同学或校友，同时大家也都在为油田的勘探开发而努力，因此数据借用很方便，我们用短短的三个月，便完成了讲稿的编写工作。
　　四、备课试讲，讲好一堂课有了标本，有了讲稿，便具备了上课的基本条件，但若真正讲出高质量的课，在课堂上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努力。于是，全教研室便展开了备课试讲活动。同时，石油部人教司派出了在全国石油院校“讲好一堂课”活动中的获奖教师到我校来示范教学。其中一位是北京石油学院的范方显老师，他和我讲同一门课———古生物学。
　　范老师的示范课讲的是介形虫，他一反先讲它的生物分类、形态构造的惯常做法，先由它的地质应用讲起。“在新地区打了一口，钻遇了一套新地层，为了解地层的时代，必须寻找证据。经过大家努力，在岩屑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化石”，讲到这他拿起了一个介形虫化石的放大图，贴到黑板上。“怎样才能利用这个化石，解决这套地层时代问题？首先就要……”
　　实际上，这就是当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本要求：“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那节课他讲的非常好，既有对原理的叙述，又有对具体应用的说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利用两节课时间，按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对介形虫的全部讲述。
　　按要求，我们应当答谢一节课。当然，这里的“答谢”二字是客气话，实际是请他作指点。我便按着他讲课的思路讲了一堂课。课后他作了讲评，说了很多鼓励的活，也留下了宝贵意见。这次讲课确实使我受益匪浅，不但使我学到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也增强了我讲好课的信心。假期过后我便登上讲台，真正地讲了我的第一堂课。
　　从报到到上课，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参加劳动的时间远比备课的时间多，每年春耕、夏锄、秋收时在农场的短期劳动不算，还固定有一个半月以上的长期劳动，我还在锅炉房看过水泵，院里安装暖器时看管过材料库……就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全教研室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这些刚离开大学的年轻教师，终于正式地开始了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