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唐山大地震》把我带回34年前那个惨绝人寰的夜晚。几十年来，迟迟不愿提及此事，生怕捅破心中那点汪着泪水的泉眼。
　　我1955年在青岛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到唐山开滦医院。1956年，调到离唐山18华里的马家沟矿医院创业，辛辛苦苦20年，医院已初具规模，不幸灾难降临。1976年的夏天，天气奇热，出现过一些像井水发混，老鼠出洞等异常情况，传说可能要发生地震，但日子一长没发生地震就有些淡忘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8.3级的大地震发生了。我们一家还在睡梦中，只觉得一阵猛烈的地动山摇，顷刻间房倒屋塌，一片黑暗，令人惊恐万状。当时我和爱人、三儿子住的平房，木架房顶已经飞落到院子里，石头砌的墙壁，稀里哗啦向四边坍塌。我们三人扒去身边的瓦砾，站在废墟上，周围漆黑，只有院里那棵老榆树浓黑的身影还树立在那里。凉凉的雨水浇在身上，让我从懵懂中清醒过来：这里发生了大地震。立即意识到大儿子和二儿子以及邻居们都被埋在倒塌的废墟下，我、爱人、三儿子急忙用手在乱石砖砾、木梁钢筋中挖找，十个手指都划破了。挖着挖着忽然听到孩子的呻吟，才知道我们就站在他们的身上。大儿子是坐着被砸伤的，神志还清醒，把他挖出来，我立即发现是胸椎骨折，小心让他平躺在废墟堆上。接着去挖二儿子，等露出他的头时，只听到他不停地哼哼，呼之不应。清理出他口腔里的泥土后，进行人工呼吸，渐渐有了微弱的喘息。由我爱人守候三个儿子，我连鞋都没有穿赶忙去挖救邻居，在石块、木料、碎玻璃、乱钢筋中不停地搬石头，扒砖块，连续救出四个人。这时我的手脚已是血迹斑斑，但一点都不觉得疼痛。
　　天朦朦亮了，大雨好象是上苍为大灾难流下的凄楚眼泪。这时四周传来凄厉的哭喊声，悲惨笼罩了大地。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强烈的使命感使我顾不得再回家，便立即赶往医院。这才发现我的左脚已经骨折，疼痛难忍，由邻居们把我抬到了医院门口。医院的房屋部分还没有倒塌，医院前的小树林里，横七竖八，遍地都是伤员，有的已经死去，有的痛苦呻吟，大家拉住我，呼喊着“救救我吧”。我和在场的医护人员，马上找出手术器械等物资。早晨6点多钟，就地对病人进行急救。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在医院前广场上先用大床单、门板组成帐篷，摆上桌子作手术台，拿来大锅和从水塔中提出的水，架火煮水消毒器械，早晨7点多钟就开始了清创缝合，骨折复位，摘取异物等手术。8点钟左右就开始剖腹止血，气胸闭式引流等重症患者的手术治疗。
　　中午时分，矿工宿舍以及附近农村的伤者陆续抬来，矿领导和医院领导先后到达，组织两组医护人员，两个帐篷，两个手术台，连续战斗。天黑了，就头戴矿灯照明，手术一个接着一个，日夜不停，我一直只穿着裤衩、背心，赤脚站在泥水里。
　　第二天早晨，马家沟矿办公室王子平同志给我送了一碗菜粥，给我穿上一双棉鞋。有人说：“你的二儿子宁宁死了，你是不是回去看看。”同志们把我搀扶到已经坍塌的家，爱人和孩子像水鸡一样坐在废墟上，不知道满脸是泪水还是雨水，只说宁宁昨天下午已由邻居给掩埋了。我感到揪心的愧疚。一是我对孩子没有做到最有效的抢救，他死我也没能看他最后一面；二是别人家都能在空地上用席子或塑料布搭成棚子，筑成临时的家，而我的家人一直坐在废墟上，淋在雨水里。来不及多想，我托付邻居让家人先挤在他们的棚子里，又回到医院去投入到对更多人的救治。
　　不断的余震，使原来没有完全塌掉的房屋继续倒塌，原来埋在废墟中的人们，又压上更重的水泥板。天气炎热，阴雨连绵，增加了挖找病员的难度。同时，仅有的药品、物资多已用完，伤员的伤口多数发生感染，情况更加危急。我们采用了中医药治疗，使多数人脱离了生命危险。一些重伤员，由于引起脓毒血症，脏器衰竭，痛苦地离开了人间。
　　第四天，来了解放军和医疗队，但由于对灾情估计不足，带的药品和物资，真是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党中央派的飞机在天空向下投放食品和救援物资。我的小儿子为了追赶落下的传单，在高低不平的废墟上奔跑，几次跌倒，头流着血，高兴地拿回一张党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
　　第五天，矿领导让我乘解放军的汽车，到飞机场领取救援药品和医疗设备，从车前的反光镜里，我看到自己蓬头垢面，胡子黑长，面容消瘦，已经不能认识自己了。去机场的路上，我睡着了。到了市区，到处是残垣断壁，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气味，听司机说：“唐山地震的破坏力，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的100倍。”（实际为400倍）随着陆续把重伤员转向外地，在矿内的空场上搭建了临时医院，伤员都作了安置，并逐步开始了正常医疗工作。酷暑的天气，在密闭的帐篷里温度达到40度，穿上手术衣，进行手术，汗像水浇一样，后来就头上绑着汗带，背上挂着用橡皮手套装的冰块，穿着短衣短裤做手术。大概是地震七、八天以后，晚上可以回到用塑料棚搭建的家里休息，我虽然困得头胀，甚至发晕，但是就是无法入睡。不是因为躺在潮湿的泥水里，只因在这静静的黑夜，才让那咸涩的眼泪尽情的流淌，抽泣而不出声息。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开始搭建临时住房。地震后一个月，我们住进临时的地震棚。家里的物件都震没有了，有幸在砖石下挖出一个相框，那是在地震前三个月，全家人在凤凰山公园的一张合影，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合影中的二儿子没有了，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原来我摆在窗台上的一小盆文竹，倾倒在断墙堆上，在苦风凄雨中摇曳，那一点点绿色，深情地慰藉着我的心。
　　我在大灾难中，深切感受到诸多亲友和同志们的关爱。特别是地震不久，天津医学院吴咸中院长，派郑显理主任到唐山来看我，激励我度过苦难，树立起生命的希望。王其彰同学从石家庄给我们买来小孩棉衣和成套厨房用具，真是雪中送炭。此情此谊，都使我十分感动，终生难忘。
　　地震后第十天，在大部分伤员转出以后，向解放军借了辆吉普车，到唐山去看望汪俊棠老师。在凤凰山公园解放军搭建的帐篷里，找到了他们。相见后知道他家震亡五口，重伤一人（已经转到东北）。我和他相对而泣，双手紧握，相互安慰，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后来，听说唐山赵各庄矿井下被困15天的5名工人，是由青岛来的医疗队抢救成活的，创造了生命奇迹，在百里煤海传为佳话。这个医疗队的主要成员就有我母校附属医院的翁维权等医师。我还得知当年山大同班同学、上海医疗队的谢庭槐，山东医疗队的章明明都随医疗队来到唐山参加抢救，我找他们时，他们已经回去了。
　　唐山大地震，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使山东大学医学院许多同窗好友从不同地区赶来唐山，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在残垣断壁间抢救尚存的生命，用坚强守护着生的希望，这一历史场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医生的天职和国家的力量，使山大元素浓浓地凝结在唐山抗震史的册页上。
　　（作者系我校前身山东大学1955届毕业生，河北省开滦医院主任医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