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曾在体育馆面向全校师生做过一个讲座———《魏晋风流话五柳》。石耿立教授最后做总结时曾援引汤因比的一个命题———如果能够选择，你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哪个朝代？他的回答是魏晋时期。他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呼吸、自由思考的时代。我同意这种说法，虽然当时文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人死于政治的绞肉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魏晋更惨烈。
　　潘守皎老师说，他愿意生活在宋代。
　　他曾详细考证过宋代文人的工资，结论是：一人工资养活一家人还有剩余。且没有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开国君主曾有圣旨，明令子孙后代不得杀文人。这才有了苏东坡嘻笑怒骂文采风流，终招至乌台诗案，差点因此“断送老头皮”。但还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我最爱东坡，认为他是中国文采风流的最高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只有像东坡那样的活法，才称得起文人二字。我相信他的考证。在学术上，他有扎实的功底，从不发无根之言。
　　来到拉各斯三四个月了。我忽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去了拉各斯大学教授的家，他们会不会产生新的观点？
　　最初产生写一写拉各斯大学教授的家是在我们搬到新的住处时。由办公室到住处步行要半个小时，后半程就穿越教工住宅区。路两旁的教授的院落让人分外眼红，每个院落大约两亩见方（不要怀疑我的估计，我可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主房建在最中央，多是二层小楼。那是教授及其家人的住处，楼前最少有两辆小轿车。在主房七八米远的地方有一排小平房，那是仆人的住处。走得多了，发现仆人们不是一个两个，有的多达三五个；仆人也不像我们概念中的保姆或钟点工，而是只为一家服务，且有男有女，男的做保安或洗车整理庭院等工作，女的洗衣做饭。他们的院落大多没有高墙，有的用铁丝网围起，有的直接用高高的灌木做围墙。围墙边上或是高大的面包树，或是直插云天的椰子树，树与院落之间，有各色鲜艳的花。由于常年高温，这些花边开边落，有时地上落英缤纷，而花枝依然璀璨俏丽、花团锦簇。隔着花枝常能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悠闲地荡秋千。走在这院落边上，宋人的诗词就会不由地冒出来，“秋千院落重帘幕”。我以为，在富贵生活的描写中，是无人能超越宋人的。他们精致的生活中当然同样是金玉满堂的，但他们的词中从来都是素朴的“帘幕”、“飞絮”，这不仅是富贵，而且还是高贵。所谓“繁华落尽见真淳”是也。在这个蜗居的年代里，更显得雍容气度。那些教授下班回家时，会不会有陶渊明归田时“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欢愉呢？
　　我曾与一个尼日利亚学生谈及教授的优越生活，对他们月薪两千美金很是羡慕。这学生睁大眼睛告诉我，不，他们不仅是月薪两千美金。他们的住房是不花钱的，如果要他们付房租，每月得一千美金。学校定期对房子进行修缮，并且全是免费的。教授们都有学校配发的专车。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养得起那么多仆人？他们哪有钱送孩子到欧美去读名校呢？
　　春节时曾到文学院院长某教授家去，算是亲眼看到了教授家的摆设。在约五十平米的客厅里，有至少五十英寸的大彩电，对着电视的是一圈沙发。沙发边上一个木质小象工艺品，这是专门用来放电视及空调遥控器的。沙发后边是宽大的餐桌。餐桌依墙而立，靠墙的一面有一个小窗户，仆人们做好饭就从这小窗口送过来。在宽大的窗帘边上，摆了五六副世界名画，都镶嵌在精致的画框中。尼日利亚人不喝酒，但我们曾住过的招待所却有一个酒吧，每周末，该教授就会到酒吧去泡上一个晚上。我不知他是否会喝醉，不知他是否会有宋代宰相晏殊之子晏几道所写的“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的富足感。
　　现在算是明白外方院长为什么自称教授了。有一次，他要找一个人到孔子学院修理水管，也许对此人不熟悉吧。他第一句话是“你好，我是某某教授。”当时这话让我们惊讶了好几天。
　　教授，在这儿这个称呼很管用的。我第二次来尼，在机场照例有人要小费，我说:“Sorry.IamaprofessorofUnilag.”(报歉，我是拉各斯大学教授)，就这样被轻松放行。现在我给拉各斯大学学生上课,他们都客气地叫我Prof.（教授）尽管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副教授，也教了他们应该用中文叫老师，但大多数学生还是沿用“教授”这个称呼。
　　刚下过一场小雨，从教授院落外走过时，看到枝头招摇的花儿，脚下却是“艳粉娇红吹满地”。不由又想起一句宋词：“墙头丹杏雨余花，门外绿杨风后絮。”
　　我投赠石耿立教授的第一篇小文章叫《百无一用是书生》，曾蒙他厚爱。现在我想，什么时候，中国教授不再穷且酸，非洲教授家的燕子也会飞入寻常的中国教授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