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十 岁 那年，母亲和我移居到北平，以便我能上学。因为我是一个“自学”的儿童，只好托一个亲戚将我插入一个公立小学的四年级。那时公立小学是一些中下层的子弟上学的地方，校舍、师资都很不讲究。这一年我过着极不适应的小学生活。每早五点摸黑上学，因为心里紧张，早饭也不敢吃。到学校，由于不会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而受到种种嘲笑戏弄。又因为功课跟不上而受到老师的惩罚。打手心和罚跪是当时对付劣等生的手段。一学期下来，我就病倒了。当时我很不愿意在原来的学校继续学习下去了。母亲非常着急，暑假时，请来了补习教师，为我补习小学课程。后来，我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开学后，母亲为我转了学，到了新学校，我的成绩在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来往也多了。从此，我就开始了较之过去广阔而舒畅的少年生活。
　　少年在北京的生活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我那时每天坐洋车去上学，早上一出门，招招手，对面的车夫就立马过来接我。那个师傅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生病了，但还是卖力地跑着。当时我对拉车的车夫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我后来创作的许多诗中的艺术形象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车夫》、《清道夫》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我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我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那时候我的生母也搬过来与我们一起生活。我一直都知道她是我的生母。在我的印象中，生母总是捧着一杯茶，坐在窗户边上读书、诵词。有时候也会在家和邻居们打打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活动。我的生母和母亲关系很好，虽然她们俩在性格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她们都非常重视我的学习。
　　中学阶段的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和胸怀。我的国文教师是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她强调坚持刻苦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她的鼓励下我打开了阅读的广阔天地。那时候，我常常课余时间躲起来看翻译小说，看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套书在当时影响很大，通过它我接触了西方文学的精华和有哲学深度的散文。我相信，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对四十年代中国白话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套丛书翻译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籍。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对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这些翻译文集很有关系。
　　虽然我的字写得并不好看，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强，得到老师们的青睐。我经常会写些讽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长来学校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只讲权利，要多讲义务。我自小受父亲民主、自由思想熏陶，对此很反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教育局长的观点。
　　我还在南京上高中时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个读书会。同学们经常在我家碰头、看书，尤其记得《简·爱》和《冰岛渔夫》这两个长篇，诗歌反而印象很少。可以说，我的文学之路是从中学开始的。我对新文学的认识则是从散文开始的，也看过一部分当时的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在晚期接触语言学的时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话文时并不知道“语言学”，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写我口”，但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话并非文学语言，所以当年我就不喜欢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即便到了四十年代，中国的白话诗形式还是很幼稚的，语言刚刚开始向文学语言转变，白话散文还能看看，很多白话诗对我没有吸引力。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诗的缘分始于青少年。我祖父王又典是前清颇有名气的碧栖词人。我母亲读过私塾，聪慧好学，有文学的天赋。那时我的母亲和一些大家族里受过私塾教育的孩子们，都喜欢用闽调咏古诗，让我领略了中国古典诗词回肠荡气、慷慨激昂、柔情万种的抒情力量和音乐性，所以在中学时期最吸引我的就是语文课的诗词部分。最早接触的《古诗十九首》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课下自己开始半懂不懂地读些词，特别是岳飞的《满江红》，李后主（即李煜）和李清照的词。当时我既不了解这些词的历史背景，也不真正理解作者的身世和他（她）所要表达的情怀，但词中的一弹再三叹的感慨和节奏感，以及词藻的美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应当说是古典诗词的音乐性和汉语文本字词本身所自有的魅力吸引了我，启发了我对文学的审美本能。
　　抗战爆发的时候我念高一，我们全家先去了庐山避难，过了暑假，就坐船到了重庆。一路险滩，只能小船通行，当时我很幸运地看到了三峡历史上闻名的滟滪堆。到了夜里，船泊在滟滪堆，月亮又大又圆，挂在峭壁之上。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里的风景，可惜这样天然险峻的自然地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在重庆我就读于“南渝中学”。1939年抗战时期，我19岁，考上了西南联大。我和父亲一位朋友的也考上联大的女儿作伴，坐着当地人称“黄鱼”的货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顶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来，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其实那时挺危险的，但并没有恐惧感。好像那时的人都比较淳朴，并无险恶。这样一路上颠簸，停驻耗子横窜的阴森小客店，到了昆明。
　　小时候我知道北京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都是很神奇的学府，可是在昆明的联合大学，却给了我别样的印象。西南联大当时的校舍简陋，图书不全。我们文科的教室，就是几排铁皮房子；弄了一个拱门，就权当校门口了。没有正规的宿舍，很多老师和学生，就在学校外面租民房。清贫且不说，还要时常躲避飞机的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教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罕见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