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报到时，因为想到哲学自学很困难，我就临时决定不入外语系，改修哲学系。
　　初到联大，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松散”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学习、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比我们现在的大学自由多了。当时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读雷海宗编的《中国通史》，蔡维藩编的《西洋通史》；哲学系学生必定要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冯文潜先生（冯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高年级学生要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可以说这三门课，令我将哲学与人生结合在一起。虽然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诗歌和诗论，但这个根是深深扎在哲学上的。
　　我的分数并不是很高，但是联大四年，令我终生受益。那时候并不是现在的教育模式，没有统一教材，不用相同的模子来教育人。甚至当时许多哲学课都没有课本，老师随时地讲他在哲学上思考的每一步，学生也听得其乐融融。仿佛有很多的种子掉到了土地里，这些种子在今后生根发芽。
　　那段历史，正处于抗战时期，是中国最复杂最严峻的关头。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逃警报是经常的。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一起跑出铁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坟地底下，趴下来。只见得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大筒仓，藏书很少，也没有上架一说。记得《西洋哲学史》大家都要抢着看。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肉是不常见的，好在我年轻的时候不爱吃荤。我父亲每月给我寄两块五，晚上可以去吃米线。米线是两毛钱一碗，加一个鸡蛋就是两毛五。这就很奢侈了。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我们非常的幸运。我的老师里，有很多大师。有冯友兰，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还有他独创的《人生哲学》，对我影响非常大；有郑昕，专门研究康德；有汤用彤，教《魏晋玄学》；有冯文潜，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教《西洋哲学史》、《美学》。后来还从维也纳回来一位老师，教得非常现代，我都听不太懂。所有的那个时代的哲学大师都给我上过课，受益极深。
　　老师里挺多怪人的。我上过闻一多先生的课。他很奇特，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沈从文给我们上过《中国小说史》，刚好相反，特别爱写黑板字。冯至是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极为严格，他最像现代的老师。我记得留美回国后，还见过沈从文。一次西南联大的校友、诗人袁可嘉请我去家里吃饭，巧遇沈从文。席间沈从文突然问到，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心中窃笑，沈从文只记得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频频发表诗歌的郑敏，却不记得我还当过他的学生呢。
　　30年代末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经过一个转变。原本闻一多对诗歌的格律要求很严，后来他很革命，思想上跟进得特别快；卞之琳是访问完英国之后回来给我们上课的，诗人气质非常浓郁。汤用彤个子比较小，治学非常严谨，讲的又是玄学，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教我们的逻辑，他喜欢吃蛋饼，讲课时总喜欢盯着自己的手，让我们很纳闷，可惜逻辑课我就没怎么上通。印象最深的是郑昕的康德课。郑昕较年轻，他讲的是一个永远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否有超生死的物本身存在（物是否有物之外存在的物自身）？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了很久，郑昕似乎也一直在这里面矛盾和挣扎，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这个人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时走在昆明的路上，就可以碰见几位老师。在西南联大，所有的教授好像跟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我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学者的文化艺术氛围里面，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西南联大的教育就有点像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走来走去。老师整个的就成为思考的化身，这种精神是我以后在任何学校都找不到的。
　　那时，我在选课和旁听时选了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和冯至先生的《歌德》。这些文学课自然都是当时喜爱中外文学的学生所心向往之的。这些课丰富了我当时年轻的想像力，加上昆明是一个这样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种方法抒发我的感受。这样我就开始写诗了。至今一回忆到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人字墙头的金银花和野外的木香花，还为之心旷神怡。那时我所写的《鹰》和《马》确实都是昆明蓝天上和入暮小巷里的时物。记得我是用一个小纸本记下这些不知不觉来到我的想像力的光圈内的短诗。1949年出版的我的诗集将这些短诗中很大部分都收录了。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因为在联大执教的老师中，就有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陈梦家先生、卞之琳先生，还有同时在昆明的，大概是云南大学李广田先生等等。可以说云南在40年代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因此，我们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如果有谁爱好诗歌，就都会从各位大诗人那里得到很大启发。
　　在大学一年级阶段，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徐志摩的《偶然》和废名的一些极富禅意的诗对我这个喜爱诗的哲学系学生有着异常的魔力，在这类诗的启示下，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晚会》，并且在当时由一些联大师生主编的昆明报纸的副刊上登出。
　　但诗真正进入我的心灵还是二年级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学校规定必修德文。当时有两个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冯至先生的德文班上。这个偶然的决定和我从此走上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从那时起，就在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集》中找到了自己诗歌最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