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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产也会成为现实社会的负担——兼谈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篇目的增减

  我们常常为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遗产而自豪。但历史遗产有时也会成为现实社会的沉重负担。对此,鲁迅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作过极为明晰、确定的表达。他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三十六》中说:“而‘国粹’太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于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国宝、国粹虽宝贵,但要保住它,不但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会造成国民心理的沉重负担,使他们难于汇入世界发展的新潮,最终会被挤出“世界人”的行列,成为落伍者。
  时当“五四”大潮,鲁迅以开放的世界眼光,站在以人为本,以民族解放、复兴为本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来审视、对待古老文明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他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不管是多么宝贵的东西,都必须让位于人的生存发展、民族的解放复兴。这一基本立场和整体思路,是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贯穿在他对一切具体事务的评判分析之中。
  在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中,最为宏大、重要的莫过于被国人视为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长城的筑建,历时甚为久远。《左传》僖公四年(公元前657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是关于修筑长城最早的文字记录。战国时齐、楚、魏、燕、赵、秦、中山等国相继兴筑。秦统一后,又将秦、赵、燕长城连贯为一。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明各代都有构筑。仅明代洪武至万历年间,先后修筑长城便达18次之多。其总长约6700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由于历代不断修缮大部分至今仍基本完好。从《左传》最早的记载,到万历年间,前前后后,修修补补了两千多年!劳民伤财无算,在它身上附着多少孟姜女夫妇的冤魂和斑斑血泪。如果说古代长城的修筑,还起到了一定的防御外侮的作用,那么当失去了抵御外族入侵作用之后,它便成为一种纯文化意义上的物质遗产。要维护“万里长城永不倒”,拥有这份遗产的中华子孙,便要永无休止地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长城,只不过是我们丰厚文化遗产中的一件。
  鲁迅早在1925年曾写过一篇题名《长城》的杂感。他文章中关于长城的议论,定会使当时和以后的保古家瞠目结舌。鲁迅指出,长城这工程“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它已成为需要加以维护保存的古迹:“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添补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他深深感受到长城一类的文化古迹对现实中人的威压和拖累,所以呼吁道:“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这种在今天看来有些过激的言论,正体现了“五四”时代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收藏国宝最多的莫过于故宫。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之后,又攻占山海关,华北形势日益吃紧。国民政府眼见北平难守,便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决定将故宫重要文物搬运南京。从二月至五月分五批陆续南迁故宫古物共19560箱。鲁迅针对国民党当局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土和人民,而是古董和珍宝的行为,作杂文《崇实》加以抨击。他写道:“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1月28日《申报》号外报道了故宫古物开始起运,北平团城玉佛亦将南运的消息,翌日,该报又刊出教育部通电,谴责当榆关告急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逃考及提前放假的做法为“妄自惊扰,败坏校规”。鲁迅敏感地从这两则消息中看出了国民党当局重物轻人的立场,便撰写了杂文《学生和玉佛》,将这两则报道放在一起,并作打油诗予以揭露、讽刺。
  物质文化是如此,对于精神文化,鲁迅的立场和态度也是一致的。1925年《京报副刊》约请名流学者向青年推荐阅读书籍,分“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两种书目各10部。鲁迅只写了《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回答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后来作者又对此作了解释:“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辞。”
  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鲁迅对中国文化遗产问题,在其他许多文章中有更全面系统的论述。以上引文均出自其杂文。杂文写作,往往抓住事物的某一点或某一侧面,予以集中强调,而不作面面俱到的分析。但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和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值得深思。
  从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近百年,新文化形成了学术界所谓“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学也已成为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人。那么,它会不会也同时成为一种负担?许多人会以为,这种提法很荒谬。但是,孰不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我们拥有一份遗产的同时,我们本身也会为遗产所拥有。即以五四文学而言,许多现代作家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不仅他们的著作需要编辑出版,而且为了纪念他们,许多地方还建立了某某现代作家的纪念馆。如鲁迅,仅大型纪念馆,就有北京、上海、绍兴三处。此外,凡他到过或工作过的地方如厦门、广州、杭州等地,还建有一些中小型的纪念室或展室。建有纪念馆的现代作家非止鲁迅一人。统计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现代文学界的研究者犹嫌不足。在寻访现代作家足迹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感慨:“这是某某作家居住(或工作)过的地方,怎么可以变为民居(或办公场所)呢?”如果照他们的想法去做,真不知若干年后,还有没有活人居住的地方。且像鲁迅这样的现代作家,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终生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许多人要把一生贡献给鲁迅研究工作。不知鲁迅如果地下有知,对此会有何感想?
  包括新文学在内的新文化,既然已经成为一种“五四传统”,它也就成为评判文化立场的一种标准,一种不可随意跨越的红线。这样五四文化遗产,就不仅仅是我们创造未来文化的资源、基础和前提,它同时也会成为一种心理的压力。譬如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早已成为一个敏感区,社会上政治、思想、文化等等的变动,都会在这一领域反映出来。鲁迅作品在某些选本中篇目的增减变更,以及对作品意义的不同解读,都会被提升到“纲”和“线”上来认识。即如近来由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将鲁迅作品减为三篇而引发的争论,在媒体上形成舆论热点,搞得沸沸扬扬,就正是这一文化心态的反应。
  本来,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编选语文(也曾称之为国文、国语)课本,在入选的古今中外作品比例上,以及哪些作家入选、入选多少,编选者见仁见智,自由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即使是鲁迅作品,不断调整入选的篇目和篇数,以使其更适应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更方便教师的教学活动,使课本更好地完成对学生进行语文教育的目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并不一定直接反映编选者对鲁迅、对“五四传统”的立场和态度。相反,在文革中,当中学语文课本中差不多只剩下鲁迅作品的时候,也正是鲁迅被严重歪曲,“五四传统”被彻底否定的时代。如果仅仅因为减少了几篇作品,便作出“鲁迅淡出中学语文课本”的结论,便急呼“中学语文课本中决不能没有鲁迅”,这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把本来可以具体分析的问题上纲上线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开放,今后的中学语文课本的内容、形式都会不断变化。当代人需要了解的新知日益增多,我们决不可以让青年学生的精力过多地用于古人、逝者身上。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未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比重,应该减轻,而不应加重,乃是顺势。这是站在鲁迅当年以人为本、以民族复兴为本的文化立场上看问题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如果我们再让鲁迅先生开列一份“青年必读书目”,我想,先生的在天之灵是决不会在“不读中国书”之后加一个括弧:(鲁迅著作除外)。其实,鲁迅生前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回答。孙伏园192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当鲁迅得知《呐喊》被定为中小学生读物后很反感,甚至认为《呐喊》“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