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四天的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终于宣告结束了，第一次参加考务工作的我负责的是考生的候考工作，比较起来这应该是整个考点气氛最轻松的地方了。工作告一段落，我的身体已经可以放松下来，心，却变得沉重了。
　　第一天和第二天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大部分是我们本校的教职工和学生，虽然免不了会紧张，但考生们基本上都能在候考区耐心等待并抓紧最后的时间复习，整个侯考区气氛很安静。考试结束后，回到侯考区的考生一般脸上都洋溢着快乐，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接下来两天的考试针对的则是助理医师资格的考生，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乡镇的医生，年龄都在40岁左右，有的甚至头发花白。实在地说，最初的我心里还真有点烦躁，侯考区嘈杂的声音颇有几分菜市场的感觉，搞得我焦头烂额。操着乡音的他们要不就是一副貌似经验丰富的专家级人物般传授着自己的经验，交流手里的病例，要不就是问题宝宝，强调的问题总是不清楚，让负责维持候考秩序的我压力好大，生怕他们搞出点乱子来。在第一天，我把他们一个个送出候考区后，心才渐渐平静下来，苦笑着想这工作还真有点难度。时间到了，回来的他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所谓的“专家”也一个个好像心事重重。我随口问其中一个考生：“考得怎么样？”因为他的脸上挂满了忧伤，我想安慰一下他。他有点无奈地说：“一般般。”他慢慢坐下来，翻开了抄满密密麻麻笔记的书，看得出这本书已经用得很旧了。我忍不住说：“没关系，继续努力，明年再考嘛，总会考过的。”他用笨拙的普通话告诉我：“老师，您不晓得，这里的工作人员我都很熟悉了，我已经连续考了七八年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好笑又替他难过，反问他：“你们做医生难道不需要很好的理论知识吗？给人看病可不是小事情，考试既是对病人负责也是对你们自己负责啊。”他点点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的。只是老师，您还年轻，体会不到我们的难处。我们乡下平时看病的人很多，基本没什么时间看书，我们能够诊断的都是感冒之类的常见病，比较严重的病都建议病人去上一级的医院了，乡下大夫理论基础比较差，年龄又大了，考这个证对我们来说，一个字—难。”我沉默了，不知道如何再开口。临走的时候他轻轻地将白大褂叠整齐放到袋子里，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说：“老师，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明年我还会来的，希望你能帮到我。”我知道自己帮不了他什么，但是我还是接了那个纸条，我只是觉得这样可以安慰到他，哪怕只是当时一点点。
　　很多毕业生在转组织关系的时候怪我们不理解他们就业压力大，找工作难。而我们都知道，难的原因其实很明了：每年的毕业生多，大医院的岗位少，竞争大，小医院又不想去，为了凭借高学历来提高竞争力或者为了暂时躲避就业高峰而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也不在少数。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高学历的毕业生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乡镇医疗机构却又奇缺具有高素质高技术的医疗人员，只能靠这些满怀热情的赤脚医生支撑着农村医疗事业的天空。在我从事党务工作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入党当作了就业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学生过分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而忽略了陶冶仁者情怀和树立医者风范，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也成了一纸空文。大学教会了大学生怎么去跟别人相处却忽视了教育他们怎么跟自己相处。
　　当今社会贫富的差距，利益的驱使，让“医者父母心”、“医者，医德为贵”的理念狠狠动摇。“芦笋片”事件的暴露，带给人们负面消息的同时更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现实要求。毕业后到底该何去何从？究竟哪里才是这些杏林圣手的归宿？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前的大学和大学生都应该冷静思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