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5日是我们的恩师李国平院士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1940年在四川乐山，李先生接受武汉大学王星拱校长和曾昭安教务长聘请来武汉大学任教授直至1996年逝世，在武大工作超过半个世纪。其间先后担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数学系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为武汉大学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国平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全国同批当选为数理学部数学学科学部委员共9人，同一批的武汉大学另一位学部委员是著名哲学家、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武大前校长李达教授。
    李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半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准解析函数论、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数学物理等学科领域，尤其在半纯函数的Borel方向与填充圆的统一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是我国函数论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数学物理的研究中堪称一位开拓者，其成果受到理论与应用学科的广泛重视。他还倡导并着力推进我国系统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同时还是教育改革勇敢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的学生中有五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百余名教授、研究员等数学骨干人才。50年代初他受教育部委托在北京举办微分方程全国青年教师暑期讲习班，该讲习班被誉为我国微分方程学科的“黄埔一期”；1956年他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负责函数论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并且参与了计算技术组、半导体组和自动化组的起草工作；同年受聘赴德国参加由国际上127位数学家组成的《数学辞典》编委会，担负部分词条的撰写工作；60年代初他与中科院关肇直院士共同倡导并亲自参加多学科交叉及数学在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应用的研究，被学界称誉为“南李北关”；凡此种种，他为武汉大学争创了骄人的成就和荣誉。
    李先生一生先后创建了三个数学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即中科院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武汉大学数学研究所、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并分别担任所长，他还创办及参与创办了四种学术期刊。此外还担任湖北省暨武汉市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和武汉市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组织者，为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李先生一生开拓进取，不避艰险，辞旧履新，敢为人先，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宽广的学术气度和永不懈怠的创新精神至今仍在昭示着我们，值得我们反思与学习。下面，我想根据李先生奋斗的历程，谈谈对他的高尚品德和不朽精神的几点理解。
    
艰苦奋斗的自学精神
    李先生出生在教育条件并不优越的农村，也没有什么丰厚的家学渊源。他一路成功走出来的奥秘在哪里？这要从李先生反复强调的“自学精神”来寻找。李先生曾不止一次面对学生回顾自己当年在日本和法国时与艰苦条件抗争的经历。那时候他多数时间是一天两餐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餐。一是为了省钱买书，二是为了节约时间在图书馆看书。他常常把新出版刊物上的论文整篇抄下来，然后细细研究。这样做要比别人花费更多时间，然而却比别人更早更快地拥有新知识、新信息。
    他结合自己在中学、大学阶段的亲身经历劝导学生加强自学，强调自学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他有一种“天才即是勤奋”的治学观，强调“做学问也不是要有什么奇才，更不是靠优裕的生活条件，学问与成就靠的是自身的勤奋与刻苦”。他认为“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必以很强的自学能力为基础”，甚至认为“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是学生自己钻研出来的”。他是把“自学”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看待的，认为任何过分强调客观环境的观念和“等、靠、要”现成结论的思想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注定会一事无成。
    当然，“刻苦自学”并不是排斥老师指导，李先生在中山大学、在日本读书时都曾经接受过当时当地名师指导，但是无论如何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内在动力、不修“内功”的人鲜有成功者。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李先生青少年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轫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国内的科技水平与国际上形成巨大的反差。李先生知难而上，通过艰苦努力在重大前沿课题上取得成就，靠的是原始创新的成果。
    最能够体现李先生创新精神的当属他的成名之作——半纯函数的聚值线理论。李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研究生时起就瞄准了半纯函数这一前沿课题，后来到了巴黎Poincare研究所继续其研究工作。面对诸多大师从事该课题研究的环境和新成果不断涌现，李先生一不气馁二不旁观坐等。大约在1936年前后，李先生通过深入细致的钻研，发现了现有结果尚有不尽善之处。于是他大胆地着手对现有理论进行改进。他首先强化了Nevanlinna第二基本定理，接着提出了新的函数型以代替此前已有的Blumenthal函数型与熊庆来函数型，新函数型更为精细，应用更加广泛，特别是他发现应用新函数型不仅可以把若干分散的研究纳入一个总的框架，而且能够把有限级和无穷级的半纯函数运用统一的方法去处理。由此李先生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半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新成果，把值分布理论的研究导向一个新的境界。李先生把这些成果称之为半纯函数聚值线的统一理论。这些文章的发表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Valiron等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逐篇为之评介，熊庆来教授也多次在文章中予以首肯。这一成果奠定了李先生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李先生视野开阔，知识渊博，他从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对新事物格外敏感，因此创新工作是多方面的。就大的方面而论，例如，他在准解析函数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实数序列的规则化准则和函数族规则化准则，以此为基础，得到了若干新的准解析函数族，由此系统地建立了一套新的准解析函数理论。这些工作将Mandelbrojt、Lalague、Favard等人的原有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在数学物理的研究中，李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在研究地震弹性波时提出“地质点”的概念，在研究基本粒子的运动时建立了纤维丛的微积分概念。1961年他建立了电磁流体力学波的模型，1965年提出了岩石统计力学的理论框架，1976年建立了地震弹性波传播的模型，他还以外微分形式为工具，建立了半导体各向异性能带理论等。这一系列数学模型描述了各相关领域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学工具。
   
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李先生在长期的科教活动中融汇了中西方文化的观念，其中关于经世致用、理论和实践一体的理念贯穿了他科教活动的始终。
    1956年，李先生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宏伟前景和建设富强繁荣国家的远大目标给予他巨大的鼓舞。他愈加关注数学对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实际应用。上世纪60年代初他提出了“一个主体，两个翅膀”的科研团队研究规划，希望作为主线探索数学应用的具体途径并且使纯粹数学本身得到发展。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函数论的研究，毅然将科学研究的重点转向数学物理。在以后30多年的岁月里，他含辛茹苦，披荆斩棘，通过不断探索终于为数学物理研究开辟了新路子。在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与布局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用心，他创建的中科院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都是顺应国际上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的战略需求，在国内最早建立的数学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机构。其中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1968年划归国防科研系统，即现在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九研究所。他甚至还受冶金部委托，组织领导了武钢“0七工程”超薄带钢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工作。为发展我国现代国防和现代工业做出了贡献。
    在教育方面李先生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主张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要提高从实践中提炼出数学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增长自己的才干。上世纪60年代他曾多次带领学生到武钢工厂、麻城农村、葛洲坝建设工地等现场办学，一边学理论，一边引导学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李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下对教改进行的大胆的和认真的探索与尝试。他把实践出真知，实践出干才的科学结论认真落实到教改实际中去了，这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启示作用。
   
着眼大局的育才风格
    李先生60多年的教书生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数学骨干人才，其中院士有五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员等辄数以百计。耄耋之年，他还怀着“登高人向东风立，捧土培根情更急”的迫切心情坚持招收和指导博士生、硕士生，高兴地看着一批批年轻人在他的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有用之材。
    李先生指导研究生有其特点：一是随时把握着学科发展的总趋势，着眼于学科发展大局，不失时机地把前沿性课题引进来交给学生去学习、研究。二是舍得把学生推到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去摔打磨练。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这种风格。上世纪70年代末，李先生招收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两名硕士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以后又招收了博士生。经过“文革”十几年的停顿，函数论的发展往何处去？选择什么方向作为主攻方向必定是他深入考量的问题。记得当时他首先让我们学习多复变函数，拿国外原版教材来讨论。讨论了大约一个学期，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们说，“现在函数论的随机化是一个国际潮流，我们必须有人去占领。”我清楚地记得他是用了“占领”这个词。并且指定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学习多复变，另一个搞函数论的随机化。可见他是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着眼于全局，甚至是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后，在函数论这个研究方向上，李先生先后推出了多复变函数论、函数论的随机化和算子函数论等三个课题让学生去研究，亲自举办讨论班，至今这些课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他指导研究生是开放式的，反对近亲繁殖、固守一隅。他引导学生开展新领域新课题的研究，但从来不以自己的兴趣和专业范围去束缚学生。实行学术民主，主张学生不盲从老师，鼓励学生独立钻研，直至开辟新领域。因此，他的学生遍布于数学、计算机学科乃至系统科学的许多领域。
   
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
    回顾李先生的一生，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在科学事业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可以看到他无私奉献、奋发进取的精神；不仅有权势莫能屈、困苦莫能折的道德风范，而且有襟怀坦荡、率真成性、不居功、不居傲的人格魅力。
    “文革”中李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多次挨批斗，他的长子因承受不了巨大压力而自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强忍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折磨，仍然勤奋工作，有时白天挨批，晚上仍坚持搞研究。“文革”结束后，他又教育学生要向前看，不去纠缠历史旧帐，努力创造新成绩。不久，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抓紧时间，以惊人的毅力重建了武汉大学数学研究所、中科院数学物理研究所，创建了国家科委武汉计算机培训中心等研究机构。他与其他老一辈数学家一起创办了《数学物理学报》《数学杂志》及《数学年刊》等学术刊物；创办或恢复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湖北省暨武汉市数学学会、系统工程学会等学术组织；担任《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第二届全国 “数学物理学术讨论会”，为我国新时期科技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80年代后期，李先生先后退出了武汉大学与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所的领导职务。之后李先生仍风雨无阻坚持到研究所上班，除了每年照常带一两名研究生之外还时有研究论文发表。此外他还出版了《算子函数论》等专著，撰写了《亚培尔函数论》《推广的黎曼几何及其在偏微分方程中的应用》等书稿。李先生一生共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撰写或与学生合作撰写了十八部学术专著。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在关心国内外数学研究的进展。1996年初，他第二次住进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在清理遗物时，新出版的法国《巴黎科学院院报》等学术期刊仍赫然摆在他的案头。
    李先生退出领导职务以后还做了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一是应聘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电离层研究室做兼职研究员，帮助他们做统计推断工作以验证电离层演变规律。二是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与顾问，帮助他们校正图像参数，这些都是无报酬的服务工作。记得有一次我有事去李先生家里，家里人说他在山上，我又爬到珞珈山上，他正在山上的电离层观察站查看观测记录。问了之后才知道，他每周要上山两次，查看前三天的记录，对后三天的状态做出推断。他意味深长地说，“搞应用研究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人们知道，李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需要定时吸氧气。可是他还要每周两次爬上山，这是何等的胸襟！
    李先生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行为准则！他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典范，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