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崇台，字白南，1920年6月8日出生，四川开县人。他是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

“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
    谭崇台幼入私塾启蒙，十岁进成都府华阳小学开始接受高小教育。1932春升华阳中学初中部。1935年考取成都府三大名校之成都中学，该校名师济济，读书风气浓郁，教学质量上乘，谭崇台在优良学风环境影响下开始发奋读书，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课程产生浓厚兴趣。当时学校采用国外大学（部分）教材，特别是数、理、化，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谭崇台除学好规定课程外，课余时间自学有相当难度的萨本栋《物理学》。他各科全面发展，成绩居年级之冠。1937年冬毕业，全省统考谭崇台以理科第一名优异成绩被教育部预保送西南联大工学院学习工程。素以招生选拔严格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大竟拒绝教育部保送名额，不容许未参加统考学生入学。谭崇台被分派到位于陕西城固的西北工学院，他心中总有种难以名状的委屈无法释怀，入学一月便匆匆离校回成都了。
    1939年谭崇台再次参加全国大学统考，录取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武大搬迁四川乐山。谭崇台常听高年级同学谈论武大校园美景；“葱笼叠翠珞珈山，碧透晶莹东湖水。”他在一首五言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他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评语“爱国爱校之心深也。”从此谭崇台便与其钟爱的武汉大学结下终生不解缘。“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他如数“家珍”，仿佛又回到乐山武大充满辛酸的艰难求学岁月，为国家和民族造就与储备大批精英干才的一段光辉历程。
    谭崇台毕业后，分派重庆直接管辖的税局做职员，这已是不幸中的幸运了，政府腐败，国土沦丧，祖国未来前途使一代热血青年为之忧伤，他陷入困惑。
    得悉教育部将举行1944年公开选拔留学生考试，选取300人官费留美，其中财经类50人，谭崇台当即下决心报名参加竞争。他以第5名成绩题名上榜，向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威斯康辛等6所名校递交了留学申请获肯定答复，最终选择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经济学。
    哈佛大学1636年创建，总部在波士顿的剑桥城，是美国最早私立大学之一，这里曾走出8位美国总统，34位诺贝尔奖得主。1944年底，谭崇台、陈观烈和许俊千等六位中国留学生踏上赴美求学航程，一路艰难险阻一言难尽！1945年1月，谭崇台到达美国马萨诸塞州查理河边的哈佛大学。他和陈观烈、陈文蔚同在经济学专业，志趣相投，三人同食宿、同作息，学习生活形影不离，一时间被戏称为“哈佛三剑客”。此前有他们的学长韩德培、张培刚、吴于廑分别于40年代初来到这里留学，1946年受周鲠生校长 “预约”聘请，学成回国后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经济、历史教授和系主任，也曾被誉为“哈佛三剑客”，在学界遐迩闻名。谭崇台至今还清楚记得他们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谈古论今、切磋砥砺情景，“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的诗句，即是他对当年留学生涯的真情回忆。

“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 ”
    1947年初，谭崇台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工作虽然得心应手，然却思念祖国，日胜一日。他内心真切感受“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效力。他认为“回国自然而然，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学子回到祖国怀抱，天经地义。”谭崇台婉言谢绝了师友和同事的挽留，毅然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应周鲠生校长之邀，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执教。他说“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一当就是30年。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秉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又揽聘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
    谭崇台归国正值二十多岁，看起来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1952年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1953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校长的得力助手，最难得他一直未脱离经济系三尺讲坛。
    1957年“反右”，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课，以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整整20年。他后来惋惜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难能可贵的是，他20多年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稀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文革”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迎来了学术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20世纪80年代，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他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他敢为人先，深入进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取精华，去糟粕，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际，随时以新的研究发现充实教学内容。他精心撰写一批高质量创新性论文。1981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结束不久，谭崇台发表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接过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领跑人。
    1985年谭崇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最。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的精品巨献，受到国内经济学界高度评价，多次重印，发行数十万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D.Perkins)给予热忱而诚挚的崇高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该书于1991年被湖北省授予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993年，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被称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发展经济学》由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

“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
    谭崇台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科研，被公认为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第一人。他提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政策，少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强调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他认为：衡量经济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
    由谭崇台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研究成果成效卓著，在国内高校乃至经济学界享有盛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三足鼎立”共同牵头，组成学术研究协作机构，为我国经济学研究发展起到良好促进作用，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2009年由国家公布“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名列其中，从经济学院毕业的武大校友计有：张培刚（1934届，华中科技大学）、汪敬虞（1943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诗白（1946届，西南财经大学）、董辅礽（1950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何炼成（1950届，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京文（1955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百位经济巨擘七人出自武大。
    谭崇台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之相媲美的是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道德风尚。他视严谨学风如生命，常说“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七分做人，三分做学问。”他严厉批评学术研究弄虚作假的行径。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培养出一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桃李芳菲远播海内外，还以在任社会职务、研究报告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他自谦“是一名称职的教书匠”。平凡的语言，朴实的称谓，其内涵又何其丰富，他视教师为崇高而光荣的伟大职业。
    谭崇台先生如今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仍可连续讲课两小时不休息，令人钦羡。他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至今已经培养博士64名，蔚成干才，现仍指导3名博士生。2008年武汉大学举行“庆祝谭崇台教授执教六十周年暨谭崇台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幅对联盛赞谭老德高望重的人格魅力：几渡重洋学贯中西厚德博知著述誉满学界；数十春秋传道授业仁爱躬耕桃李芳菲天下。
    他对于名利地位看得极淡，而待人则坦然至诚，往事如烟了无萦怀，提携后学如沐春风。他长期形成平静性格、保持平凡生活态度，以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纯净心境，以治学育人为天职的荣誉感，以崇高的道德标准和人格魅力立世。2010年6月，谭崇台教授90寿诞之际，他的学生胡跃龙（北京出版社）、陈吉江（香港旅行社）共同署名送来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重世以德》匾额，装潢朴实无华，正是珞珈学子对谭崇台先生师德风范、学术品格的真情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