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 1955年我们都在等待回国。那时我经常去艺术画廊看画展，还去听音乐会，虽说在文化生活方面比学生时代要丰富，但我是抱着多多补上一些文化素养课的目标进行这些活动的，从心里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不会在这块异国土地扎下根的，在我们血液里有鲜明而强烈的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和思想所需要的营养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才能获得。西方的文化有它令人敬佩的成就，但并不能营养我们整个心灵，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的生活。也许有人举很多二次大战后流落在美国，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例，而怀疑我们感觉的真实性。据我们所知，无论是得意或失意的移居美国的外国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遗憾，那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种遗憾有时被埋在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很深沉的惆怅。
　　我的爱人童诗白是满族人，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教育世家。祖父早年是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父亲童寯是清华大学1925级的毕业生，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母亲从事小学教育。童诗白深受家庭影响，特别敬仰父亲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严谨治学，朴实无华的高尚品德，并以此为榜样。1948年10月，童诗白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0State0University）电机系学习，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1年获博士学位。
　　在那样的年代，我们的相遇其实并不浪漫。我们俩从相遇到相识、相知再到结婚，就几个月时间。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算得上“闪婚”了。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经历和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使我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刚认识的时候，谈音乐、谈哲学，对很多作品和观点都有高度的默契。童诗白的音乐天赋很高，小提琴拉得很好。原来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清华乐团担任过小提琴手。我本来是比较内向的人，不爱主动与人交往，那时刚从布朗大学转去童诗白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一切都很陌生，童诗白就主动联系我、照顾我，圣诞节的时候，还代表中国同学会去接我一起过圣诞节。那时候我们中国留学生搭伙做饭，每逢轮到童诗白做饭的日子，我就帮他洗菜、打下手，顺便一起聊聊天。
　　正值童诗白即将博士毕业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他因参加了同在该校的华罗庚等人组织的“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而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主管留学生的院长汉密尔顿找他谈话，威胁他说：敌对国家公民擅自离开美国将受到罚款和监禁等严厉的处分，同时说，“你看我们美国培养你们那么多年，你回去帮共产党打我们美国人，说不定你一个人的作用要顶一个师，顶成千上万士兵呢？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吧！”这一番话引起了童诗白的深思，如何才能做到一个人顶成千上万个士兵呢？他很快也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做一个教师，从事教育工作为祖国培养出优秀人才。
　　童诗白完成了学业，即刻找到一份好工作———到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他到了纽约给我写了一纸“求婚信”，信里似乎没说什么，最后画上两副碗筷，中间有花纹的碟子里盛着一尾鱼。说起来挺可笑，我们从相识到相知都是围绕着吃饭、做饭，最终我们很自然地走在一起了。
　　1951年冬天，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里的教堂举行了简单而神圣的婚礼。童诗白请他的导师当主婚人，那位洋博导可是吓坏了，他谆嘱童诗白：“人生大事可要慎重、慎重！”遇事一向谨慎的童诗白，这回则是慎重又果断。出席婚礼的还有我们俩的许多同窗好友。婚礼很简单，但在我看来很隆重，我还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婚纱。
　　当时，美国对华人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直到1955年，一个假日，我和童诗白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抗议美国扣押中国留学生的发言，当时非常兴奋。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后来，美国对留学生的政策有所改变，有很多同学都留在了美国。我们还是马上做了决定：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要马上回国！我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我和童诗白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当时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只可惜我回国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向导师威伯斯特教授道别……1955年6月，我和童诗白两人和一批留学生从旧金山乘船，经香港回到了大陆。国务院向我们发了“欢迎回国参加建设”的证明信，在填写志愿、分配工作时，童诗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我则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研究所工作。
　　在美国的七年，我一直没有任何写作的欲望，因为我感到那儿不属于我，我永远都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而且那个环境也不容许我写，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极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寄来的、巴金先生替我编的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顿时特别惊讶，感觉真是恍如隔世。（桤木 项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