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先生给学生开列的参考书目清单
赵俪生先生写给吴景山的信
2007年11月27日，赵俪生先生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历程，心怀些许遗憾离我们而去。在先生离开我们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曾一次次回忆起多年师从先生的往事，脑海中不时浮现出他那慈祥微笑的面容和高大伟岸的身影。他那博闻强记的天资、深邃宏富的学识、幽默风趣的言谈、儒雅潇洒的举止总是令我难以忘怀，而他在做人做事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进而所升华出来的出类超群、别具风采的人格魅力，在他身上所洋溢挥洒出的作为一名史学大家的铮铮铁骨则更为令我感叹。在先生逝世三周年祭日即将来临之际，谨就先生在治学授业方面所体现出的认真态度做一追忆，并以此略表对先师的沉痛祭奠。
先生精彩的讲课艺术
1979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兰大历史系的全体师生到物理楼阶梯教室听赵俪生先生传达中国历史学理事会的会议精神。当我们在旧文科楼后面柏油路上前往物理楼的途中，有人指着前面人群中一个高出其他人约一头的背影讲道：“那就是赵俪生教授！”远远望去，只见他满头银发，身穿一套黑色的毛呢制服，体态魁伟匀称，步履健硕有力。不知是由于有“教授”的名衔给人以先入为主的光环还是其它缘故，这第一感觉就给我留下了“高山仰止”的深刻印象。
在听报告过程中，我仔细观察着先生，他的额头很宽阔，长于常人的下巴向前微微翘起，高耸的鼻梁，显现了一种“鼻者面之山”的富态相，架于其上的一幅黑边眼镜，俨然一派充满智慧的学者形象。夹带着些许齐鲁方言、有若男高音般洪亮厚重的嗓音，更增加了一种诱人的魅力。
1980年秋季的第一学期，赵先生为历史系77、78、79三个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明清学术思想史》，这使我有机会切身领略先生讲课的风采。当时讲课的地点是在化学楼一楼的阶梯教室。记得在上第一节课时，将近300个座位的教室全坐满了，一些没占上位子的人只好自己找来凳子坐在走廊上。听课的人除了本校的师生之外，还有许多人是专门从外校慕名而来，其中不乏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那种阵势不由使我暗自惊叹：大教授讲课就是非同一般！现在，我已在兰大学习工作三十多年了，却再也没见到过教室中有过那样众多的师生汇聚一堂的热烈场面。
每次讲课时，先生只拿着三四寸许的纸条装订成的小本子，上面记好了所要讲述的要点，登上讲台后从不讲一句与课堂内容无关的话。在讲课时，除了在黑板上板书或绘图外，几乎是整个一堂课都微闭着双眼对着平铺在讲桌上的小本子，以其特有的讲话风格和腔调，抑扬顿挫、舒缓有致地把自己的见地、观点行云流水般地娓娓道出，在尽情发挥之余，还不时挥动着有力的手势，其情绪也随着讲课的内容而迭宕起伏。在讲到曾有人醉心于“汉文帝之母何时得幸于高祖”之类无聊的考据时，他的声调则会情不自禁地超出高八度而动容地吼道：“这种考据的路子给人的印象是恶劣的！这是把历史学下贱 化 的 结果！”在讲到钱牧斋与柳如是两人相互问答：“我爱卿之‘白者面，黑者发。而卿为何爱我？’对曰：爱君之 ‘白者发，黑者面’”之类的小插曲时，先生又不免流露出孩童般调皮天真的嬉笑。尽管在讲课过程中他与听讲者几乎很少有眼神上的碰撞，但是相互之间却自始至终地进行着心灵上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人们在经历着有如醍醐灌顶般释疑解惑的受业过程中，无疑在视觉与听觉等感官上也得到了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先生讲课的精彩素为学界前辈所称颂。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曾讲：“在我国高校中解放前讲授历史课好的是钱穆，解放后讲授精彩的当推赵俪生！”兰大老校长江隆基长赵俪生先生12岁，他在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又到日本、德国等地留学十余年，归国后在陕甘宁边区曾参与教育事业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又主政北京大学将近十年时间，可以说他是见过世面的眼高之人。但江校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带领教务长、后来官至民政部长的崔乃夫等同志接连两年听了赵俪生讲授的中国通史课后，却不无感慨地讲 “听赵俪生先生的讲课是一种享受”。
据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先生讲，每当讲课之前，赵先生都视若如临大敌，对所讲内容都进行详细认真的准备，将观点史料以及相关图表都誊抄在一张张的纸条上，他所画的地图准确性及精美程度，不亚于一副印刷品。我至今还留有一份在先生给我们讲授《经济史专题》时的参考书籍目录，由先生亲自写成的每篇推荐的参考书目后都标明了出版社、出版日期、页码、重点符以及这些著作与其它相关著作的优劣得失之处，由此可见他课堂准备的认真。先生在讲课时由于全身心的投入，以致每次下课后，即使是在寒冬腊月，他也会大汗淋漓，衣服全部湿透，回到家中不得不将所穿的内外衣服全部换掉。由此这也就使人可以理解先生讲课得到人们普遍欢迎赞赏的原因，完全是源于他将授课作为一门艺术，源于他备课的认真，源于他在讲课时那种全身心的投入，那种忘我的状态。
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先生备课认真细致，讲课生动精彩，而先生在课后批改作业与指导后学授业解惑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丝不苟与认真，则更令我感动。
先生在讲授《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课程期末时，要求每人写一篇文章，以此来考核大家的学习成绩。由于我当年实际只有小学的学历，学识功底太浅，难免有些战战兢兢的感觉。为了完成作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在学校的图书馆中查阅着有关于介绍论述顾炎武的书刊杂志，并且逐一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在对众多的学术著述进行了一番综合的梳理比较之后发现，唯独赵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对于明末清初之际学术传承、门派次第的介绍，还是对于理论史料的运用、观点看法的阐明均叙述细致，脉络清晰，那种超出于众人之上的大手笔不禁让我钦佩不已，同时也立刻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他将永远是一座我不可逾越的学术上的丰碑！”这也促使我立下了一定要写好这篇作业的决心。
经过收集资料，写作修改，当我把《略谈顾炎武的治学目的、方法与态度》这篇2485个字的作业交上去之后，赵先生给了我90分，并工工整整地在作业首页右上方盖上了自己的名章，且写下了“水平不坏！”的评语。能够得到先生的肯定，无疑是对我这个初步踏入史学殿堂的晚辈学子的很高的鼓励和奖掖。不过最令我至今惊讶和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作业中的错字与标点符号都作出了更正。他将我在引文“而亭林犹以为未惬”中所漏写的“未”字补写于文中；将我写错的“背颂”中的“颂”字改为“诵”,并且写了两遍.。
当时，我只不过是众多听讲者中级数最高的“大二”本科生，与先生并不相识。我曾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一起听赵先生讲授这门课程的77、78、79三个年级的同学共有230人，这还不算其它学校插班听课学习的师生。况且当时经历了十年动乱后刚刚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个人都有着立志学有所成的迫切愿望，写作业时动辄下笔万言是屡见不鲜的事。然而就是按每人平均写3000字这种最低的字数估计来计算，所有的作业字数也要达到69万字。先生要如此认真地批改完那些作业，则不难想象这将要耗费他多少时间。
先生治学授业的认真态度既令我惊叹又使我感动，同时也促使我萌发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亦即试图在作业的基础上把顾炎武的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作一详细的总结论述，进而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决心下定之后，在我毕业留校任教之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把亭林先生的诗文集进行了认真的阅读，最终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约两万多字的文章，随后便冒昧地将稿子送给了先生，请其过目。因为自己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心中期盼着先生对我的文章一定会像对我的作业那样能够给予充分肯定与赞许，然而结果是令我失望的。不过先生关心年轻后学的认真态度却又使我再一次加深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因为我将稿子递呈先生不久，先生就将经过圈点的原稿退还给我，其中并附有中肯而详细批评的信件：
吴景山同志：
“顾炎武诗歌”这一篇，能看出来，你是花了较大的功力的，写的字数也偏多。
但您的文章为什么总给人一种 “大而无泛”，“泛泛”的形象呢？确实这到头来还是个方法论问题。抓矛盾，抓主要矛盾———这个意思，您懂，可能很早就懂；但为什么总在实践中体现不出来，或者体现的不深刻呢？这就是自己追问自己的事情了。
允许我大胆怀疑，你是不是在读书过程中就不求精、深，而只鹜多、鹜杂，假如是这样，那就改。自己给自己提出口号：“宁少一点，要精一点。”把最根本的东西抓到手！久而久之，就改变过来了。
这篇文章，是应该拿出去发表一下的。但这个样子，没有哪家编辑部会要，太冗长。怎么精简一下，送出去。
祝好！
赵俪生
87、11、29
先生大概是言犹未尽，在同一天又给我写了第二封信：
这篇文章说明作者所涉想的问题很多、很杂，但在爬梳这些复杂的问题过程中，又显出逻辑划分，逻辑概括，辨证处理（求同求异、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能力，相对地说，还显示出不足。因此，面对这篇文章的考验，作者应更在形式逻辑与辨证法方面多做运用，锻炼方法。
赵俪生
87、11、29
从赵先生的言谈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我这个不开窍的年轻人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当然，我也能感受到先生是那样不厌其烦地谆谆诱导,为了让我尽早地掌握做学问的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
1988年初，我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曾就一个问题又向先生送去过一篇习作文稿，先生同样也是马上回信,并且提出了文章的缺陷与修改的建议:
总的意见，实质性的东西少了一点。讲解、解释、引伸的话多了一点。全文组织显得松散，逻辑结构不够坚强。但突厥东向、拜日的习俗还是值得写一篇专文的。建议：材料再加多，文字再减少，效果一定会好些。
赵俪生
88、5、24
也就是在先生这样充满耐心的教导之下，从而激励了我刻苦钻研的决心，立志也要像先生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研究。1989年初，我在位于河西走廊东段的民勤县考察期间，发现了一幅绘制于白布上的明代成化年间的镇番卫军民屯田图，其上附有341字的小楷墨书题记。鉴于这是一篇十分难得的有关明代河西屯田的原始资料，于是我结合着一些史志笔记的相关记述写了一篇万余字札记性的东西交给了先生。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先生的回信：
吴景山同志：
您的文章，一口气读了两遍，第二遍是朗诵的，连高先生也可听到。
感觉是很好。通篇很好；不像您以往的文章，写着写着就疙疙瘩瘩起来。这篇一处疙瘩也没有，通篇舒畅。当然，这是个小题目、窄题目，也容易做一些。
89、8、9
从这封信中我感受到了赵先生由衷的喜悦,似乎一位辛勤的园丁见到自己精心呵护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并且见到长出了几片嫩叶时那样的高兴。先生为了促使我将文章写得更好一些又继而写到：
只有一点不足。就是数字对比，形成百分比的地方。有些数字对比和百分比给人以精确感，说服力就很强，有些则反之精确感不够强，说服力自然而然就削弱了。当然就这些数字，也还是动用了《实录》、《经世文编》，已经花了不少劳动。但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更精确点？
敬礼！
赵俪生在这封信件的结束部分，先生还建议我将此稿交与某学术刊物发表，并向我发出了 “如不愿自己拿去，新稿写好后，将由我正式”向主编“推荐如何”的询问。先生可以说为我的成长费尽了心血。
此后不久,先生委托他的五女儿赵红老师给我送来了一幅书法作品相赠，由先生亲自书写的平生最为喜爱的稼轩词———《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收到这幅墨宝后使我激动不已，其中是否寄寓了“竖子可教”的涵意？至今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迷。
在先生孜孜不倦的精心指导下，我的《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突厥尚东拜日习俗考述》（《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大明成化年镇番卫军民屯田图疏证》（《明史研究》第2辑）等几篇文章都先后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回忆往昔先生对我培育的大致过程，更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今天在我忝为教授之名的顶子上，浸透着先生太多的执着而认真的心血。
不过，我绝非是独自受到先生青睐的特殊一员。可以这样讲，当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有许多年轻老师都收到过先生类似的信件，都得到过先生循循善诱的认真教诲。
古今中外许多名人大家一般多信崇“认真”二字，然而纵观时下：一些小学老师将学生的作业推给学生的家长去批改，许多耕耘在杏坛的博导精英们在肆无忌惮地弄虚作假、招摇撞骗，不仅明目张胆地将他人的学术成果窃为己有，就是连自己弟子的成果也雁过拔毛，不轻易地放过……看到这些，我们就不能不叹服赵先生在授业育人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真态度，并进而所升华出来的那种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
先生已逝，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颗渐去渐远的流萤，但是我愈来愈感到他永远是闪烁在自己心中耀眼的明星。在撰写这篇悼思先生的三周年祭文时，我曾多次感情不能自制，甚至悲戚失声。追忆往日，我的许多文章都有幸得到过先生的指导与斧正，而今天这篇寄寓着我无限哀思和景仰之情的文字却再也不能求他亲自过目了，只有默默地以其遥祭恩师在天之灵。行文至此，不由抚桌长叹：有谁又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酸楚之情？呜呼！
（作者为我校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