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遇到比较重要的问题，应当几思而后行呢？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文子以为应该三思而后行。孔子认为像季文子不必三思，二思也就可以了。1934年鲁迅又提出“一思而行”的主张（参见《花边文学·一思而行》）。去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现在人们常说的“三思而后行”不是孔子的主张，而是季文子的观点，呼吁应“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紧接着《光明日报》等诸多报纸竞相转载这篇文章，反响颇大。几种说法，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呢？
　　查考有关文献发现，“三思”原为古训，季文子实系秉古训而行。什么是“三思”？对一件事情作全局的周密的思考，开始、中间、结局可能出现的变化，都在考虑之后作出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三思”。《左传》引中行子的话解释“三思”：“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谋）之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杜预对“三思”的理解是：“谋一事，则当虑此三变，然后入而行之，所谓君子三思。”如果把“三思”改为“二思”，且不说它的定格化问题是多么难以处理，仅就“二思”表述的思考空间和深度来说，恐怕也未必及前者。此外，孔子的话是针对季文子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孔子也没有要把“三思”改为“二思”的意思。况且孔子说“再，斯可矣”，这句话是专门对季文子的，并不是公开提倡“二思”，否定“三思”。这个意思其实是不难读懂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论题上来。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思”的理解和重视。其关键之处在于：确保思考必须具有独立认真深入的品格。不去开动脑筋进行独立思考，没有主见，而是盲从随大流，赶风头，凑热闹，其结果肯定不得要领，于事无补。鲁迅所着重强调的正是这种思维特质。不去进行严肃认真慎重的思考，而是马马虎虎，仓促应对，同样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找到恰当的行动方针。不去进行深入细致的推敲琢磨，而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亦难以认识事物的真谛，获得理想的行动效果。不深入探讨“思”的品格要求，而仅仅着重于辨析思考的次数，未必就抓准了问题的根本和要害，自然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纵观以往许多的《论语》注释研究家常常着眼于探析“三思”的弊端之源是“私”字在作怪。宋代学者程颐就曾说：“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现代学者钱穆在《论语新解》里也认为：“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无足称。”这些解说当然有其道理在，但仔细揣摩，又觉得有些偏狭。人们在现实问题面前之所以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除了因为有私心杂念而外，恐怕还和思维方式的迟钝游移，情况信息的过于复杂难以决断，主体性格的软弱犹豫，缺乏自主自信，以及旧观念旧习惯的束缚严重，一时不易摆脱，等等，有一定关系。总之，其成因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仅仅从私心杂念来分析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的方法，似乎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对于各种进入思维决断状态的人们，缺少具体的针对性，因而帮助也不会大。只从私心杂念来批评那些优柔寡断的人，未必能够使其信服。
　　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可以说已经定格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下大决心、用大气力“变三思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呢？我看不大容易，也没大必要。如古语本作“每下愈况”，结果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却慢慢改成了“每况愈下”一样，我看“三思而后行”一语也会如此，继续沿用下去，用以特指遇到问题要认真深入思考，慎重处置，不可草率马虎，仓促行事。至于“三思而后行”是季文子的主张，而非孔子的观点，只要注明这一事实，让人们有所知晓也就可以了。季文子的话是由头，是开端，后来沿袭下来，成为定式。应该承认历史的演变，尊重既成的事实，尊重群众已成的习惯。这和尊重孔子并不相悖。约定俗成，也许不一定严谨，却已广为所用，趋于定格，这是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不必过于拘泥的。不信可以拭目以待，看群众遇到问题会不会都说：“请二思”。近几个月来的社会语言实践，恰好证明了我的这种预测是合乎实际的，人们不是仍然在说“请三思”吗？如还不信，可继续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