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回国后我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印象最深的是回农村。第一次，下放到山西农村半年。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当地领导天天带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看农民吃酒席。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都在大吃大喝，向我们表明：“咱们农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实际上，此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这可说是中国农民的一次白日梦，一次幻想。当时农民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吃的却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能喝稀的了。我也劳动，饿得浑身都肿了，而且走路都不对了，整个人完全脱形。一个土大夫说我的淋巴都烂掉了，我猜他的意思是淋巴结核。
　　第二次，我已在北师大当老师，正式插队到农村，跟当地农民住在一个坑上。劳动结束后，那家的主妇在灶上烧一大锅的水，只放一点点面条。男劳动力可以吃上面条，但她就是一碗接着一碗地喝汤。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劳动力只能喝面汤。那位主妇偷偷地给我盛了一小碗面条，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要给你吃好一点。”我很感激地接过来了。可因为这面条没油没盐，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觉得难吃得很，越吃越慢。那位主妇极羡慕地看着我，还问：“你怎么吃得一点都不香呀？”一听这话，我就更心酸了。在她看来，“我要是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条就好了。”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受的一碗面条。
　　当时，我们插队的老师们全长着虱子，因为根本不可能洗澡。所谓的厕所，都有两个坑，一个小便，一个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个坑，否则就会把自己溅脏。这种最奇怪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那时的中国人口才六亿人，中国的农民多么伟大，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如果不去农村，我永远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回事，还以为都跟上海一样呢。
　　然而在“文革”中，写诗成了诗人的罪状。在一阵阵口号喧嚣的白天过后，我独自在自己的书房，借着降临的夜幕，悄悄地将手头惟一庋藏的一部《诗集：1942—1947》付之一炬。当时我很悲观地想，此生再也不可能写诗了，中国再也不需要诗歌了。那个年代，华夏大地有多少稀有善本、文物、古建筑，都在顷刻间化为灰烬。往事不堪回首。“文革”期间，我很少和诗友谈诗往来。
　　到了七十年代末，由曹辛之发出邀请，昔日的九位诗友才得以在京华相聚相识。曹辛之提议每人各选一组四十年代的诗作，出一本合集，书名就定作《九叶集》。此书于八十年代初出版，成为我国新诗觉醒的先声。其时，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诗坛新秀也冲破传统藩篱，推动诗歌以崭新的容姿，登上新时期的文坛。
　　1979年对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当我知道我又可以投入写作时，那种艺术的再生的强烈感觉使我飘然，好像我又开始了第二次生命。时代分配给我的任务，恰是我自青年时期开始而没有时间完成的心愿。我不想在结尾时给自己描绘一幅玫瑰色的未来远景，但我也不因为自己失去了不少岁月而叹息。我需要的是不停地走下去，这个我有信心。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自己跑得快些，在自然允许的时间内多写些诗和论文，更重要的是多思考。
　　就在九诗人在京聚会的当晚，我在回家的路上，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默默构思，以腹稿的形式写下了搁笔四十年后的第一首诗：《诗啊，我又找到了你》———绿了，绿了，柳丝在颤抖/是早春透明的薄翅，掠过枝头/为什么人们看不见她/这轻盈的精灵，你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就在你心头，”她轻声回答……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几年中相继写出二百多首新作，出版了《郑敏诗集》、《心象》、《寻觅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等十余部诗集与理论专著，形成了人生中第二个诗歌创作与理论的高峰。我感觉又回到了诗的时代。 （桤木 项健）